書法藝術發展到今天，已經跋涉了幾千年之久（學術界比較普遍的意見，殷代就有了毛筆，隨之而誕生了書法）。儘管其間有順暢也有坎坷，有潮起也有潮落，然而，它卻從未受到像今天這樣強烈的衝擊與嚴峻考驗，其生存環境也從未像今天這樣艱難。即便如此，我們仍堅持認爲：書法不需要虛美，也毋須憐憫，只要遵循藝術規律，給予它更多的關懷，並還它以尊嚴，書法必能曲折行遠、前途無量。那麼，如何才能還書法以尊嚴呢？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抓好書家隊伍建設（優化內部）；二、純潔書法發展的外部環境。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當下的書法藝術賴以生存、發展的社會環境發生了並繼續發生着巨大變化，傳統的藝術理念、表現手法乃至創作材料、傳播途徑等，都受到強烈挑戰。面對如此複雜而多變的形勢，有些書家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困惑與迷惘，甚至有人懷疑書法這門古老藝術還能走多遠？我們對它的存在和發展到底還有多少自信？
的確，書法正面臨着十分嚴峻的考驗與艱難的抉擇。然而，即便如此，筆者仍堅持認爲：當下，書法所渴望的不是言不由衷的虛美，不是無關痛癢的憐憫，而是屬於它自己的那份“尊嚴”——一種建諸藝術規律之上的人文關懷。當書法的尊嚴真正得以重塑，它必能曲折行遠、前途無量。那麼，如何才能重塑書法的尊嚴呢？筆者以爲，最重要的是：一、抓好書家隊伍建設（優化內部）；二、純潔書法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
先談第一點：書法的尊嚴問題。從根本上講，書法的尊嚴是人的尊嚴——書家的自愛與自尊。清人劉熙載曾經說：“凡論書氣，以士氣爲上。若婦氣、兵氣、村氣、市氣、匠氣、腐氣、傖氣、俳氣、江湖氣、門客氣、酒肉氣、蔬筍氣，皆士之棄也。”
書法是文化，是一種只有文化人（需要說明的是，文化不簡單地等同於學歷，文化也不等於知識，現在有學歷無文化、有知識無文化的大有人在）才能從事的高雅藝術。書法藝術的尊嚴源自書家的尊嚴。無法想象，一羣沒有文化、修養低下、缺乏尊嚴的人佔據了書壇會是一種什麼樣子！所以，要重塑書法的尊嚴、維護書壇的尊嚴，從藝術本體論的角度，首先要考慮書家隊伍自身的尊嚴。對此，筆者有如下三點建議：。
第一，提高書家的社會責任意識。書法既有形下品格，也具有形上品格，它不僅僅是“技”，是“藝”，是“器”，更是“道”。
“尺幅天地，構建的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藝術家既要滿足於個人精神的愉悅和經濟利益的充實，還要想到爲大衆爲社會服務，用最具親和力的書法藝術填補國人的精神生活”，所以，一個合格的書家必須具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意識，把關心社會、服務大衆作爲自己的首要職責。
然而，在一些錯誤價值觀的影響下，當下書壇卻盛行着一股股“拜金主義”、“ 拜權主義”的歪風。我們看到，有些書家雖然高喊着“繁榮社會主義書法創作”、“書法藝術爲社會、爲大衆服務”，但其內心深處念念不忘的卻是自己的名和利、得與失，從未把大衆的、社會的需求放在心上，因而，他們的創作便少了必需的基礎，也少了真正的源頭活水——要麼，鑽故紙堆去抄寫前人的、甚至是缺乏生命力的東西；要麼，顧影自憐、無病呻吟。筆者曾在一個座談會上聽到這樣的批評：“雖說書法藝術直接連結現實生活的功能相對較弱，但也不能脫離生活、脫離現實。可現在的書法家們，離老百姓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筆者以爲然。當一個書家的私慾在不斷膨漲的時候，他的社會責任意識（包括他的良知）就必然會淡化，其結果，不僅敗壞了書壇的風氣、玷污了這門聖潔的藝術，他自己恐怕也難免淪爲拜金主義、拜權主義的奴隸。
第二，注重文化修養。
什麼是“文化”有人做過統計，其答案有上百種之多，可謂五花八門、莫衷一是，但究其本原（即文化最原始、最基本的含義）則是指“文治”與“教化”，是古代君王用來安邦治國的一種重要手段；而所謂“傳統文化”，最簡單的解釋莫過於“傳統的禮樂教化”。當年，孔子曾向兒子鯉提出一個問題：“‘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後來，他又以同樣的問題教誨學生：“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孔子爲什麼對學《詩》（《詩》即《詩經》，在這裏泛指各種文化知識）如此重視呢？原因之一：在孔子看來，學《詩》是一個仁人君子重要的修養方式，他曾強調，人的一生應“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原因之二：只有學好了《詩》，才能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即所謂“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前賢們都深諳此道，所以纔有了“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的不懈努力，也纔有了“囊螢映雪”、“鑿壁偷光”乃至帶有自殘性質的“頭懸樑”、“錐刺骨”等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人們常說，書法是“積累的藝術”，只有“積之愈厚”方能“發之愈速”。筆者曾比之謂：書法猶如萬里長城，須從一鎬一杵築起；又好比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可是，有不少書家、特別是某些年輕書家對此卻不以爲然，不重視文化知識學習和基本功訓練。筆者曾做過一個調研，有的人一年連一本書都讀不了，報紙也只是走馬觀花地看標題，這些人表面上風雅十足，實際上，不過是些“繡花枕頭”、“銀樣蠟槍頭”而已，所以，他們時常犯一些“超低級錯誤”也就不足爲怪了。譬如，因不瞭解文學史，常把“宋詩（宋詞）”當成了“唐詩”；因不懂得詩詞中的平仄對仗，常把“上聯”誤寫成“下聯”；因文字學基礎沒打好，常分不清“大篆”、“小篆”……。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不應該的是，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先天不足”，卻不肯下功夫去彌補，而把主要心思用在了那些烏七八糟的旁門左道上，什麼走後門、找關係、拉幫結派、營營苟苟，總想透過一些不正當的途徑獲取名利。如此下去，書壇何以繁榮？書法的尊嚴又何以重塑？
第三，堅持傳統人文精神的培養與塑造。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的前人將書法與修身緊緊結合起來，使它成爲了中國傳統文人的一門“重要課程”（周汝昌先生語）。餘秋雨先生曾講：“書法作用於人格的培養與塑造，其價值巨大，因此書法不僅僅是寫字那麼簡單，它也不能僅僅侷限概括爲一門藝術，它同時還是文化的、哲學的。”
當書法“與中國文人的內在生命精神血脈相連”並“融爲一體”（邵秉仁先生語）時，便形成了一個優秀書家必備的修養、氣質與品格，這就是所謂傳統人文精神，比較有代表性的如儒家的“溫柔敦厚”和道家的“清靜無爲”等。
“溫柔敦厚”是儒家重要的美學思想之一，它涉及到創作主體的心態和作品的藝術風格。它要求創作者以一種性情溫和內斂、不偏激直露的態度從事創作，其作品一般都呈現“含蓄蘊藉”的風格，儒家謂之“中和美”——在“和”的基礎上，採取一種居中不偏、相容兩端的態度，即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最終追求的是孔子所倡導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審美理想。與儒家這一美學思想相通的是道家的“清靜無爲”主張。“在老莊那裏，‘清靜’與‘無爲’是合二而一的，無爲也就是清靜。而這種清靜無爲的狀態則是萬事萬物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這當然也包括了書法藝術。
“溫柔敦厚”也好，“清靜無爲”也好，同時又都是一種重要的人生態度、一種做人處世的功夫。比如道家主張的“清靜無爲”，絕非像有人理解的那樣“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即我們今天講的“不作爲”），誠如《淮南子·修務訓》所言：“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有也。”所謂“無爲”，其實是用一種“看似消極的方法以達到積極進取的目的”，故老子又講“無爲而無不爲”。
在社會風氣越來越浮躁、人心越來越失去定力的今天，倡導“清靜無爲”就是要人們儘可能地淡泊名利、減少各種慾望的'誘惑，讓自己的心裏多一份清靜和單純，從而少出一些“借黨忙官”的“政治家”，也少出一些“借藝術忙官”的“藝術家”。記得朱光潛先生曾經講過：“社會上多一個講政治經濟的人，便是多一個借黨忙官的人；這種人愈多，社會愈趨於腐濁。”
筆者也想說，多一個“借書法忙官”的人，書壇也就多一份麻煩、多一份污濁。筆者認爲，當下書壇最缺少的就是這種“清靜無爲”精神。
在各種名利意識的驅動下，有些人根本坐不住“冷板凳”，別說“十年磨一劍”，就是“臨池三年”也很難做到。他們對書法剛剛一知半解，或略知皮毛，便以“書家”自居，甚至招搖撞騙，沽名釣譽。如白蕉先生所批評的，“唐以詩取士，故詩學蔚爲一代文學特色；帝王能書者多，故書學亦特別發達。今人學書三年，動自命爲書家，倘一觀唐代不以書名者之尺牘，直宜愧死。”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筆者認爲，要重塑書法的尊嚴首先要着眼於書家自身的尊嚴。
再談第二點：淨化書法的外部環境問題。近年來，隨着“書法熱”的不斷升溫，催生了一支浩浩蕩蕩的“書法大軍”，這對書法藝術的繁榮與發展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這支所謂“書法大軍”從一開始就存在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現象，無形中，它破壞了書法的生存環境，也影響了書法的純潔性。
何謂“書法”？周汝昌先生曾解釋道：“我們說的書法，特定內容是用中國毛筆寫漢字的藝術，不指別的。”
筆者對周先生這句話作兩點解釋：第一，它強調了書法的藝術性。既然是藝術，那麼它就必須遵循藝術規律、追求藝術技巧、講求一定的法度，並透過書法創作去體現書家的藝術風格（或稱藝術個性）與審美情趣。第二，它強調了書法的純潔性。那一定是“用中國毛筆寫漢字的藝術”而“不指別的”，這就從根本上將書法與其他藝術門類（諸如繪畫、表演、文學等）做了嚴格區別，這一點非常重要。
前幾年，常有一些怪人怪事見諸報端：某某君拎來一桶墨汁，在衆人面前從自己頭上澆下去，頃刻間，他變成了一個“墨人”，當大家匪夷所思之際，他一本正經地宣佈道，這就是他的“書法創作”；還有人，既不動筆也不用墨，而是拿來一把剪刀，把已經寫過字的紙剪碎，然後再重新拼湊起來，也號稱是“書法創作”；也有人打着“創新”的幌子，把書法變成了雜耍。對此，姜澄清先生曾做過精彩描述，有的“用腳趾夾着筆寫，或用口銜着筆寫——都不是身體殘疾不得已而爲之。有的，在工具上花心思，不用毛筆，而操起玉米稈、稻稈、筷子。書寫方法也無奇不有，有邊寫邊唱的——證明自己能‘一心二用’，有寫一筆，就高談闊論一番，再寫，再談，如設攤賣膏藥者”；更有甚者，竟然拿了筆在女裸體上寫寫畫畫，也說是在進行“書法創作”……。
像這樣一些咄咄怪事，對書法能不產生影響嗎？書法生長在這樣一種污濁的環境中，能純潔得了嗎？
在諸多怪現象中，還有一種特例——“名人書法”。前不久，有人針對這一問題撰文指出：“聯想最近一兩年所發生的種種鬧劇，深感書法的處境猶如東北的‘二人轉’，想俗容易，想雅卻難”。文章對日益氾濫的“名人書法”作了尖銳批評，認爲“名人書法現象在整個藝術界具有普遍性，這是極不正常的，它反映了學術的‘庸俗化’在蔓延”，並指出“‘名人書法’，則是書法‘惡俗’的表現之一，是所謂的名人對書法的一種蔑視。名人可以寫毛筆字，可以欣賞書法，但是不可以把名人寫的字輕易地定義爲書法。……難道我們要把書法學術的尊嚴讓給……名人嗎？……難道我們不應該對‘名人書法’做一次深刻的反省嗎？”
真正的名人（筆者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爲眼下“名人”太多，真假難辯），他們在自己的領域都有着非凡的表現和很高的聲望，不過，那畢竟不是“書法”。現實告訴我們，在“名人書法”中，有一些是當之無愧的，然而，更多的則是一種裝腔作勢的“拙劣表演”。如果這些人一定要以“書家”自居，不僅尷尬了這門藝術，恐怕也尷尬了我們的先人——歷朝歷代的書法家、書法理論家。而在筆者看來，更重要、更深層的危害是，這些所謂的“名人書法”有可能導致這門古老藝術的審美標準產生混亂、價值取向出現扭曲，從而對廣大藝術受衆產生誤導。
當書法“從文人藝術”轉化爲某些“名人”的裝腔作勢的“拙劣表演”，甚至變成不堪入目的“街頭雜耍”時，令我們“所見所感的更多的是‘滑稽’而不是‘崇高’”，那是非常讓人寒心的。筆者曾經講過，在一種文化形態中，當“滑稽”比“崇高”更受追捧、更有市場的時候，那不能不說是“崇高”的一種悲哀，而書法恰恰就是“崇高”——它是“廟堂藝術”而非“街頭雜耍”，更不是被人們隨意賣弄的“小把戲”；書家應該是京戲行當裏的青衣、正旦而不應降身爲小丑。進一步講，書法的這種悲哀，也是社會的一種悲哀，因而，維護書法藝術的純潔，還書法藝術以尊嚴，不僅僅是書壇自身的事，更是一項重要的社會責任。
以上，是筆者對當下重塑書法藝術尊嚴的點滴思考，坦陳於此，就正於方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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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張光興.從老莊“無爲”精神談當前不良書風的糾正.美與時代（下），2004(10)
[8] 朱光潛.談美.上海：開明出版社，1994.3頁
[9] 金丹選編.白蕉論藝.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99頁
[10] 以上“三點建議”，筆者曾在不同場合、從不同角度作過闡述，可參見：張光興.對當前“書法熱”的“冷思考”.美與時代（下），2007(04)
[11] 周汝昌.永字八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3頁
[12][15] 姜澄清.書法文化叢談.杭州：浙江美術出版社，1992.113頁，114頁
[13] 張光興.對書法學習中幾種不良現象的批評.美與時代（下），2012(10)
[14] 黃勇.書法需要尊嚴.書法報，2013-05-08，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