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與佛、道哲學的無情、非情甚至反情形而上學相比，儒學哲學是一種性情哲學。所以儒學非常重視情實、權變。儒學的性情傾向在孔子那裏已有卓然表現。如果說知性形而上學是西方法治社會創設的邏輯前提和精神基礎，那麼性情形而上學則是中國社會人治歷史發生發展的根本土壤和真實淵源。不同於西方哲學歷來引情入智、智大於情的傳統，儒學哲學一向竭力化智入情、情理交融。後現代哲學已經注意到失卻了性情態度的形而上學的最大危險在於可能演化成爲一種奴役人、扼殺人的恐怖哲學，透過對非理性領域的廣泛探討，極大地強調了人的感性性情，進而使人類哲學能夠真正面向現實的生活世界。
關鍵詞：儒學 性情 知性 形而上學 西方哲學
總體趨向上，西方傳統哲學的主流，幾乎從不把注意力放在性情上。抑或正因爲沒有性情，西方哲學才能夠產生出系統、成熟的認識論，從而爲近代科學的發生發展奠定必要的理性根基。但是，在中國，情況卻全然不同。儒學哲學裏，性情的問題因爲幾乎涉及着生活在世、安身立命、成家守業、社會交往、道德修持等人生實踐的方方面面，所以始終備受關注。甚至可以進一步說，不懂性情就無法理解中國人，也無法把握中國的文化、社會與歷史。性情的問題牽動着整個中國哲學。相對而言，與其說儒學哲學是道德哲學，還不如說儒學哲學是性情哲學。比較中外不同的思想態度，就可以發現，有情的哲學與無情的、非情甚至是反情的形而上學之間存在着明顯而深刻的差異。
一、法治與人治：知性形而上學與性情形而上學的分野
“問世間情爲何物？”無疑這是一個曾經、仍在並且還將繼續困擾人們的問題。
究竟什麼是“情”？《荀子·正名》說：“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禮記·禮運》稱：“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可見，中國哲學裏的情，一般都得隨性而出。情是性從本體境界走向存在表象的實際過程和外化經歷。情在中國哲學裏是實質、內容、成分，是本體之性流入現象世界後所生髮出的具體實相。《白虎通·情性》說：“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這便從宇宙陰陽的構成角度論證出性情的來源和性質。荀悅《申鑑·雜言下》也以爲，情當來自於性：“好惡者，性之取捨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相比之下，還是韓愈的《原性》說得具體、透徹：“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乃本體自有，是人生來與俱的，而情則屬於性與外物接觸、發生聯繫後所產生的，“與生俱生”的性只有在向外流溢、在“接於物”即關涉於存在世界之後才能夠產生出情。唐宋以後，性與情的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梳理和澄清。從李翱：“情由性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到王安石：“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再到朱熹：“情者，性之所發”、“性是根，情是那芽子”、“性是體，情是用”、“性是靜，情是動，……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這些都說明，一方面，性本情末或性體情用，情由性所生髮，只有性纔是情的根據和源泉。另一方面，性情都不可能離開對方而獨自存在，既沒有自本自根的情，也沒有自展自現的性。情因爲性而得以生髮，性因爲情才趨於彰顯。
然而，性情在西方哲學中卻始終處於被拒斥、被壓制和被冷落的狀態。在一定程度上，主流的西方哲學是一種無情的知性形而上學。在康德那裏，不但“純粹理性”（Reinen Vernunft）與“情”沒有一點關涉，而且“實踐理性”（Praktischen Vernunft）也不允許有“情”的干擾與介入。情是一切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則”（moraliches Gesetz）必須排除的對象，是要擯棄的“主觀的”實質性對象。中國哲學裏的“情”是“性”之用、“性”“接於物”之後所生髮出來的現象存在，所以在古今漢語裏，“情”常與“實”相關聯，一直有“情實”之說。但在康德卻不同，他十分重視和強調形式（Form）對質料（Materie）的決定作用和支配意義。康德說：“在現象中，與感覺相應的，我稱之爲現象的質料，但那個對現象的多樣性能以某種關係予以整理的，我稱之爲現象的形式。”質料總在形式中被整理、被賦予意義，沒有形式的質料只能夠是一堆無用的雜物，世界的意義一定是由形式所給出的。進入實踐哲學領域，康德便把全部道德法則都浸染於這種形式的純粹性之中。康德說：“一切贊仰，甚至效仿這種品格的努力，完全都依賴於道德原理的純粹性。”“道德表現得越純粹，它對人心的影響力也就越大。”在認識領域，形式越是普遍、越具有一般性，就越客觀、越接近於真理；同樣在實踐理性中，道德法則越是純粹，在現實效果上，就越神聖、威嚴，就越具有震懾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