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韓非子之見，孔子死後不久，其後學就分爲八派，每一派都宣稱合法繼承了孔子的遺產。大概每一派均與孔子的某一位或某幾位弟子有關，或者受到了他們的啓發。雖然對孔子思想互相沖突的詮釋在於“道”的分裂，但看起來卻產生了一種新的思想動態。在公元前5世紀，儒家並不居於思想界的主導地位，但是，對於爲思想話語設定議程，儒家似乎發展了最爲豐富的文化和精神資源。事實上，孔子的親密弟子，象神祕的顏回、忠信的曾子、穎悟的子貢、博學的子夏，以及其它門人等等，已經在孔子的第二代學生中產生了極大的熱情。即便儒家傳統在中國歷史上何時最終成爲最有力量的學說這一點並不清楚，她確實穩穩當當地成爲思想界一種傑出的聲音。不過，是幾代人的不斷努力才使得儒家學說得以流行。
孟子（公元前390-305）抱怨戰國初期（公元前403-221）思想界占主導地位的是墨家的“兼愛”和楊朱（公元前440-360？）的“爲我”。從孔子死後一個世紀的歷史境況來判斷，周代封建禮制的崩壞和強力霸權諸侯國的興起說明了這樣的事實：孔子將政治道德化的企圖遇到了嘲諷，被認爲是迂闊不實的，而財富和權力的主張則喧囂至上。當時，受到更多關注的是那些隱士（早期道家）和現實主義者（原始法家）。前者逃離塵世，在大自然中創造精神的殿堂並過着寧靜的生活，後者則試圖透過輔佐雄心勃勃的君主獲取財富和權力，來影響政治的進程。儒家拒絕離開政治舞臺在山林中修養自己內在的寧靜，因爲他們無法承受捨棄人類社會的想法。他們也無法使自己認同少數統治者的利益，因爲他們的社會良心驅使他們去負起承擔人民良知的責任。他們處在兩難的境地。他們希望積極參與政治，但他們不能接受以現狀作爲權威發揮作用的合法場所。他們厭惡權力政治，但他們又無法使自己脫離國家事務。簡言之，儒家是在於而不屬於這個世界；他們既不能遺世而獨立，也無法有效地改變他們所處的世界。
孟子：典型的儒家知識分子
孟子以憑藉自我風格的方式傳播儒家之道而著稱。孟子最初受教於他的母親（這進一步加強了作爲教育者的母親在儒家傳統中的重要性），然後，據說成爲孔子之孫的學生。作爲一位社會批判家、一位道德哲學家、以及一位政治活動家，孟子傑出地扮演了他的角色。他投身於教育一個士大夫階層的任務。這些士大夫們不直接參於農業、工業和商業，但對於國家的正常運作、尤其是人民的幸福，這些士大夫們卻至關重要。在反對重農論者的縝密論證中，孟子機智地運用“勞動分工”的理念爲“勞心者”進行辯護，並看到了“服務公益”和“生產力”同樣重要。[1]對孟子來說，儒家可以作爲學者服務於國家的重大利益—不是成爲官僚行政人員，而是承擔着教導少數統治者行“仁政”和“王道”的責任。在同封建君主打交道的過程中，孟子不但使自己表現爲政治顧問，而且是王者之師。他使這一點表現得非常清楚：一個真正的君子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2]
於是，孟子所倡導的是一種“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作用和功能，“有機知識分子”投身於儒家之道的儲存與擴展（“有機知識分子”在組織結構上與社會相連，但在思想上服膺於根本的道德重建）。致力於弘揚儒家“人能弘道”的信念，孟子爲“有機知識分子”創造了文化空間和政治場所。根據衛道騎士而非從屬執行官的角度，孟子重新詮釋了儒家“大人”的理念。對於那些透過政治操縱來行使強力的人，孟子表示蔑視。對於他們不能實踐真正的天命的感召，孟子表示譴責，因爲最終分析起來，他們不過就象臣服的妾婦那樣仰承君主的野心。與之相對，真正的大人依天道而“居仁由義”。[3]這樣，孟子就重新將儒家學者界定爲衛道的騎士。忠實於儒家的精神，孟子認爲道的承載者就是“有機知識分子”，透過作爲道德典範而逐漸直接參與政治，他們履行着維護社會結構意義的神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