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古典經濟學派產生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初期。其創始人威廉·配第就開始探討人口問題。配第提出了著名的勞動創造價值思想，認爲“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
論文摘要:在古典經濟學派中人口經濟理論佔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地位。斯密和李嘉圖在各自的分配理論中都較爲詳細地論述了人口問題。作者對古典經濟學派的人口問題以勞動價值論爲主線加以分析，闡述了人口與財富、人口與收人之間關係的經濟學說。同時，對以馬爾薩斯爲代表的反人口主義的現實根源和理論依據進行了分析。
論文關鍵詞:古典學派 人口理論 勞動價值論 報酬遞減
一、威廉·配第的人口經濟思想
古典經濟學派產生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初期。其創始人威廉·配第就開始探討人口問題。配第提出了著名的勞動創造價值思想，認爲“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從而把土地和人的勞動看成是構成社會經濟生活的兩大要素。但是威廉·配第對於人口的考察還不僅僅侷限於人口數量，是從勞動性人口的角度來考察這一問題。這主要是基於他的人口衆多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這一思想。配第認爲生產性人口是一國財富增長的重要因素。但這種與財富增長聯繫在一起的人口，不是單純的人口數量，而是具有一定經濟質量的人口。他認爲一國財富的規模取決於人口數量、勤勉程度和技藝水平。由於一國人口在一定期間內是穩定的，因而配第重視從事生產性勞動的人數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根據這一思想，配第實際上把一國的人口分爲兩類，第一類是從事物質財富或對國傢俱有實際效用和價值的物品生產的人、以及不生產這些東西的人，包括土地耕種者、手工業者、還遠、上人、士兵;第二類人包括醫生、僧侶、律師、政府官員等。他主張限制第二類人的數量，增加第一類人的數量，以增進一國的財富。“人口稀少，是真正的貧困。一個800萬人口的國家所擁有的財富，將是有着相同國土面積但人口卻只有400萬的國家所擁有的財富的兩倍。而對於同一統治者來說，他們統治較多人口與較少人口的花費是相差無幾的”。
威廉·配第的人口思想之所以把生產性人口數量看作是國家財富的標誌主要是來源於重商主義的人口思想以及當時英國法令的政策。重商主義的人口思想主要是“人口衆多、人們勤奮工作，不僅能提供大量的爲保護國家榮譽和財富而戰鬥的士兵和水手，並且能夠保證勞動力的充足供應從而可以保持較低的工資水平。”“較低的工資水平，其亦可以降低出口產品的價格，從而增加黃金的流入;其二可以減少人們的懶惰，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勞動力大軍”。重商主義的人口觀點明顯的表現在了當時的英國的政策和法令上。在英國國王亨利八世統治時期(1509一1547)，英國一共有7200名小偷被絞死。並在1536年頒佈法令，宣佈身體健全的流浪漢將被割去耳朵。1572年伊麗莎白女王統治時期也透過一項法令:未經當局許可的14歲及14歲以上的乞丐都要受到鞭打併被打上烙印，除非有人願意僱用他們;若第二次觸犯，如果沒有人願意僱用他們，他們將被處死;若第三次違反法令，將被視爲重罪犯立即處死。
在《賦稅論》中，配第也是贊成重商主義的“充分就業”觀點。他提出的按人頭徵稅的理由就是“這可以激勵所有的人將他們的孩子送到適合孩子能力的地方去工作賺錢，用這些收入所得來支付每個孩子自己的人頭稅。”配第反對處死小偷，但卻主張將它們變爲奴隸。這說明，像其他重商主義者一樣，威廉·配第也贊成國家應該擁有大量的人口。
二、法國重農學派的人口經理論
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重農學派的創建者弗朗斯瓦·魁奈(1694一1774)從生產領域對人口和財富、人口和收人作了進一步分析。他提出“純產品”理論，認爲農業是一切財富的本源，只有農業纔是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的來源。在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中，魁奈首次使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將社會全部人口劃分爲三大階級，即生產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和不生產階級。在公經濟表》中，他提出農業勞動是唯一能提供“純產品”的勞動，因而從事農業生產的階級才屬於生產階級，而從事農業以外工商業活動的階級則屬於不生產階級，並且把土地所有者單獨列爲一個階級。因此在魁奈的思想中，生產性人口只包含農場主和農業工人。但是在《人口論》中，魁奈則強調人口是財富的第一個創造因素，指出“構成國家強大的因素是人:財富是由於他們的需要而增長的”。這裏的人口是指一國全部人口。這與前者並沒有邏輯上的矛盾。前者是魁奈社會財富產生的源泉來加以考察，而後者則是從人口、財富、消費、價格的內在聯繫而加以考察的。
在魁奈的思想中，財富與人口、需求、消費和價格等具有內在的聯繫。魁奈認爲人口與財富之間的關係是透過消費和價格聯繫在一起的。人需要消費，消費是人本身生存、再生產的條件。人的消費產生需求，併產生交換，有了交換就有了價格，也就有了價值和財富。“消費能促進產品價格的提高，經常的消費引起產品的經常再生產，這就意味着國家財富的恢復”。在魁奈看來，價格是消費和再生產之間的重要聯繫，只有良好的價格纔可以促進農業的發展，使農業創造出真正的財富。
同時魁奈認爲認爲財富的增長先於人口增長，只有財富增加才能使人口增長速度加快。人口過多或者無限制的增長對一個國家是不利的。實際上，他主張人口增長決定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認爲“人們的生產超過了自己的消費越多，對國家越有益，反之，它們的支出超過自己的收人越多，或者他們的消費超過自己勞動所生產的有效產品越多，那麼它們就成爲國家的累贅”。
三、亞當·斯密的人口經濟理論
英國古典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亞當.斯密繼承了配第的傳統的觀點，認爲勞動是財富的源泉。斯密所說的國民財富是一個國家所生產的商品總量。同時他提出，經濟發展即國民財富的增長的動因是人口絕對水平的增長，“一國的繁榮而言，最明確地標識是居民人數的增長”，並且分工影響勞動生產力。
總的來說，斯密人口理論的主要邏輯是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來分析人口與財富的關係，從勞動產品的價值構成分析人手，進而分析工資的本質和影響工資的決定因素。然後分析經濟增長與勞動力需求的相互關係，最終認爲勞動需求決定人口需求並決定人口生產。
首先斯密認爲在一個勞動是唯一資源的社會中，一種商品的相對價值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必要勞動的數量決定的，“在土地上爲私有而資本尚未累積的原始社會狀態中，勞動的全部生產物屬於勞動者，即無地主也無僱主同他分享。這種狀態如果繼續下去，勞動工資將隨着分工所引起的勞動生產力的增大而增加起來。”“但是勞動者獨享全部勞動生產物的這種原始狀態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資本積累就宣告終結了”。斯密認爲土地一旦成爲私有財產，地主和資本家便從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物中扣除了兩個項目:地租和利潤。而這種扣除後的剩餘即是“勞動工資”，即“勞動者爲一個人而僱用他的資本所有者另爲一人的一般情況下，勞動獲得的工資”。這樣斯密就從全社會分配的角度分析了一國國民財富分配的基本形式:勞動工資、地租和利潤。
斯密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來分析人口與財富的關係，但是他又看到勞動人口與生產資料與資本之間有一定的比例關係，進而進一步分析了勞動力需求與經濟增長的關係，
首先，斯密認爲對於工資勞動者的需求主要取決於工資基金的多少，“這種資金主要有兩種:一、超過維持生活需要的收人;二、超過僱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資財。……因此，對於工資勞動者的需求比隨着一國收人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這樣，斯密就將勞動力的需求與國民財富的增長聯繫起來。“收人和資本沒有增加，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決不會增加。而收人和資本的增加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所以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自隨着國民財富的增加而增加。國民財富不增加，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決不會增加”。
而對於勞動力的需求與國民財富的相互關係的研究，斯密是從流量的角度而不是從存量的角度加以分析，這是斯密的一個比較主要的貢獻。斯密認爲最富有的國家勞動工資未必最高，而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纔有此可能。他以當時的英格蘭和北美兩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工資現狀爲例以說明此問題，“北美沒有英格蘭富裕，但比英格蘭更繁榮，並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財富”，從工資水平上看，北美地區也高於英格蘭。斯密認爲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情況，是由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所決定的。經濟增長較快帶來了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勞動力市場出現供求不均等的情況，由此產生了較高的勞動工資。而這種較爲豐厚的勞動報酬必然鼓勵勞動者結婚和增殖，使他們不斷能夠增加人口，來供給不斷增加的勞動力需求。
同時，斯密又從長期角度來分析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認爲發達社會到一定階段後，會達到停滯狀態，隨着資本積累的進行，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帶來利潤率的下降，使一個國家的經濟陷人資本停止積累的狀態。到那時人口也就有了所能容納的極限，並不能得到增加。他的人口理論，特別是對人口增長與資本積累的相互關係的分析，對後人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四、馬爾薩斯與李嘉圖的人口經濟理論
庸俗經濟學家馬爾薩斯(1766一1834)的人口理論和經濟增長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兩部重要著作《人口原理》(1803)和《政治經濟學原理》 (1820)中。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基本思想可以做如下概括。馬爾薩斯認爲，“食物爲人類生存所必需”，“兩性間的情慾是必然的”，這是兩條自然規律。從這兩條規律出發，他試圖證明以下三個命題;(1)人口必然地爲生活資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資料增長，人口一定會堅定不移地增長，除非受到非常有力而又顯著的抑制的阻止;(3)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優勢力量並使其結果與生活資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歸納爲道德的節制、罪惡和貧困。馬爾薩斯認爲，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率增加;生活資料，只以算術級數率增加，在長期中，人類收人水平將保持在僅僅足以維持生存的水平上，不會高也不會低。經濟學正是從馬爾薩斯開始取得了“憂鬱的科學”這一稱號。
熊彼特將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稱爲反人口主義。人口的生殖能力傾向於超越任何可以指定的限度而增加，直到人類生殖能力所能達到的最大範圍;相反，人口的生存手段及其增加的可能性行則有一定限度，並且受到經濟匾乏這一現實客觀約束。這是馬爾薩斯反人口主義的基本核心內涵。反人口主義觀點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紀末，當時的意大利思想家喬瓦尼·博特羅(1540一1617)就提出並充分發展了後來歸在馬爾薩斯名下的人口原理。需要解釋的是，爲什麼馬爾薩斯反人口主義會出現在英國人口主義盛行的時代裏。熊彼特認爲這主要是因爲十八世紀產業革命時期短期的經濟波動，以及短期失業問題。“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口主義者把人口的迅速增加視爲經濟發展的動力、條件、特徵也許是完全正確的，而同時，向他們大多數人實際上做的那樣，爲短期出現的盛衰無常、特別是伴隨着發展而帶來的失業而感到憂慮，同樣是正確的。”這是人口主義與反人口主義理論上存在區別的現實根源。
但同時，兩者在經濟分析方面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有着較大區別的。人口主義的態度就其經濟動機而言，隱含着一種信念，即報酬是遞增的。例如威廉·配第和斯密都是人口主義者。配第說過，如果其他條件不變，所謂社會間接成本—政府、道路、學校等方面的支出是不會和人口成比例同時增加的。這就把報酬遞增表述爲單位勞務成本遞減的形式。斯密在《國富論》中雖然不是很嚴謹但也清楚地表述了和配第相類似的理論觀點，陳述了製造業中的報酬遞減法則。斯密先是從製造業中的勞動分工出發，闡述了透過分工可以使“完成任何一項具體工作現在只需要使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勞動量”，但是並沒有表述農業中的報酬遞減法則。
而以博特羅和馬爾薩斯爲代表的反人口主義(雖然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絲毫沒有提到土地報酬遞減規律，但是也是以報酬遞減規律爲前提)，但是他的人口理論的追隨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1806一1873)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繼承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將人口理論與報酬遞減規律聯繫在一起，認爲所有人口最稠密的國家都已經達到了“爲使人類在最大限度上獲得合作和社交的全部好處所必需的人口稠密度”。也即暗示着人口的進一步增加只會爲社會帶來壓力。 “就這樣，馬爾薩斯《人口論》中的學說在當時正統經濟學的體系中牢固地紮下了根”。同時，馬爾薩斯還看到一些可以控制人口增長的積極措施，即可以使死亡率上升的措施，包括饑荒、貧困、文藝和戰爭。並且將這些措施提升到了與自然現象和自然法則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馬爾薩斯認爲貧窮和困苦是對“下等階級”沒能控制其人口增長的自然懲罰。根據他的這一觀點，可以得出一項很重要的政策結論:對窮人不能提供政府救濟，給窮人提供救濟只會使更多的兒童得以生存，從而最終將是溫飽問題更加惡化。1803年，在《人口論))第二版中，馬爾薩斯寫道，“一個人出生到世界上，如果不能從他的父母那裏得到他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如果社會並不需要他的勞動，那麼他就沒有權利擁有哪怕是最小份額的食物，事實上它的存在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馬爾薩斯的觀點在1834年的英國濟貧法修正案中被採納。也正因於此，政治經濟學在當時被稱爲“可怕的學科”。
最清晰和完整地提出報酬遞減規律這一概念的是古典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衛·李嘉圖。以農業中的報酬遞減規律爲前提，李嘉圖將人口分析與工資問題聯繫在一起。他認爲，勞動力的買賣如同其他商品一樣，具有市場價格與自然價格。勞動的自然價格就是在給定的習慣和習俗前提下，在工人數量不作改變的情況下使得工人得以生存與延續的價格。勞動的自然價格取決於勞動者本身即他們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如果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增加，名義工資也將上升，以便工人能夠保持其真實工資水平，並且可以繼續足夠的購買力使勞動力得以延續下去。如果商品的價格下跌，名義工資也將下降。勞動力的市場價格取決於供給與需求，但是勞動力的市場價格隨着商品價格的波動而圍繞其自然價格上下波動。
同時，由於爲不斷增加的人口提供糧食的難度有所提高，成本也有所上升，所以從長期來看勞動力的自然價格與名義工資都有上升的趨勢。農業的技術進步與糧食的進口都透過降低生活成本減弱了這一趨勢，但是是生活成本上升的力量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因此，從長期來看名義工資最終必然伴隨着糧食成本的上升而不斷上升。當勞動力市場價格上升至自然價格之上時，一個工人就可以負擔一個人口較多的家庭。但是，隨着人口的增加，工資降低到了自然價格甚至低於自然價格水平。這時候，窮困又會使工作人口減少從而使工資上升。因此，李嘉圖認爲，長期來看工人只會得到最低的生活資料。接下來，李嘉圖進一步分析了工資與利潤的相互關係。對於國民收人的利潤率問題，斯密與李嘉圖存在明顯區別。斯密認爲利潤率會由於企業家之間的不斷競爭而下降，並且對這一點斯密也是表示歡迎的。而李嘉圖則認爲，利潤與工資成反比關係，即一方增加則另一方減少。並且從長期來看，利潤率也呈下降趨勢，但原因是由於土地報酬遞減規律和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張，導致食物供給難度的加大，食物價格上升，從而導致工人名義工資的增加，最終導致利潤率下降。而不斷下降的利潤率會減少資本積累與投資，最終經濟會達到這樣的一個穩定的水平:當不再有新增加的投資、人口由於食物的限制不再擴張以及任何可以獲得剩餘都被當作地租被分配的時候，就達到了這一水平。從這裏可以看出，對於經濟增長的前景，李嘉圖較其他同時代的學者是更爲悲觀的。
總的來看，古典經濟學派從宏觀生產領域闡述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經濟問題，以勞動價值論爲基礎，提出了人口與財富、人口與收人之間存在的聯繫，提出了財富的增長決定了人口增長，人口增長與財富增長相一致的理論;從消費領域分析人口生產與生活資料之間的關係;探討了社會生產人口與非生產人口的結構;論述了人口生產受到勞動需求的調節。這些對後來的人口經濟學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