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隨着新興國家的迅速崛起，它們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鴻溝，其非同尋常的政治、軍事實力及地緣政治機遇，似乎無不昭示着“第三世界”這一全球秩序中的重要概念已經落伍了。
如果貧困、弱小、政治邊緣化這些詞概括了第三世界，新興國家或許早就該從這一類別中畢業了。從貿易體系角度來說，新興國家不應再屬於發展中國家的行列;在氣候變化方面，新興國家不應再拿《京都議定書》中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當擋箭牌;而人權方面，第三世界主義的主權觀念已不能成爲其不作爲的理由。總之，新興國家不能再以欠發達、貧窮、殖民主義歷史或是歷史的邊緣地帶爲藉口，逃避其作爲新興大國應該承擔的責任。
第三世界已死?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第三世界的源起要追溯到冷戰時期，從1955年的萬隆會議至1982年的拉美債務危機，第三世界是這一歷史階段的產物。第三世界在經濟上致力於發展本國經濟，改變貧窮落後的現狀;在政治上尋求獨立和自治，解決殖民主義遺留問題，擺脫國際政治體系、國際機構、全球資本主義的約束。但冷戰後，第三世界一直被視爲轉型社會，而不是民族國家的一類。如今，新興經濟體與日俱增的外交政策影響、社會的迅速發展、強大的經濟動力、與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深度融合等，都給第三世界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儘管分析方式各異，各種社會分析的結論大都指向第三世界的終結。對許多自由主義者而言，第三世界僅僅在抵抗西方自由主義全球秩序時才顯得有意義，而隨着全球化的深入人心，美國被默認爲有能力、有實力去詮釋這種秩序，人們深信西方的這種全球秩序運作良好並且有着一切問題的解決方案;對現實主義者而言，國際政治是實力的較量，在政治博弈中，主要的分歧存在於那些有話語權的國家與那些勢微言輕的國家之間，而作爲已擁有了相當實力的新興國家，其角色必然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對新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在全球化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今天，無論第三世界國家快速發展與否，僅僅第三世界這種觀念，就會模糊全球政治的真實特點，與其在新興國家的概念、歸屬問題上糾纏不清，倒不如把目光放在國家與社會關係、跨國資本主義下國家角色的演變上。
第三世界仍有存在價值
那麼，第三世界的概念是否真的應被拋棄了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在將第三世界棄於歷史的廢墟之前，我們還需三思而後行。
第一，雖然冷戰對於理解第三世界至關重要，但第三世界的歷史不能侷限於冷戰，第三世界運動應該被置於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視閾中。早在19世紀，非西方國家對於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的鬥爭就已成爲當時全球秩序的中心問題。新興國家的崛起對西方秩序的'挑戰、權力的更迭、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影響，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也並非冷戰時期所獨有。
第二，如今新興國家的崛起與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世界危機密切相關。當時，爲了應對美國地位的下降、維持西方霸權，自由主義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盛行，而正是這種全球化，這種由債務推動的經濟增長，爲如今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創造了條件。同時，美國當時主要的外交政策是對第三世界實行主動的侵略性干涉，但同時也加深了美國與第三世界的衝突，這至今還是讓美國感到棘手的衆多問題的根源。
第三，20世紀70年代的第三世界運動是一場聯合政治運動，這構成了一個基本的外交事實，對於理解如今新興國家的外交政策也至關重要。最近，由新興國家和地區推動的發展中國家多邊主義使第三世界聯合重新進入公衆視野，而20國集團的成立也在全球治理問題上架起了南北對話的橋樑。
第四，包括印度、巴西、南非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在各人均指標上的劣勢決定了它們仍處於第三世界。如今，新興國家的實力很容易就被誇大，它們在全球秩序中地位的改變也被很多人高估了。是的，中國、印度、巴西都在WTO擁有否決權，20國集團也確實給進階別對話的性質帶來了改變，但很難說這些改變是革命性的。就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它們仍是規則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
第五，在關乎全球問題的對話中，第三世界概念的存在有利於新興國家的利益。新興國家的出現勢必增加了南北對話的複雜程度，以氣候變化爲例，儘管“基礎四國”同意被列入“主要排放者”一類並承擔相應責任，但氣候問題的解決仍然不能將廣大貧窮、不平等、視發展爲當務之急的第三世界國家排除在外，正因如此，新興國家可以對此加以利用，強調全球事務處理中的道德問題，從而在大國博弈中改變利益分配。
由此可見，第三世界的概念對於理解當今新興國家的崛起有其積極意義。而今後在研究新興國家時，簡單的二分法分析是不夠的。在全球化對新興國家和社會的影響上，我們已經走了太多的極端。現在迫切需要的是理解外部和內部的關係，洞悉西方國際秩序和資本主義現代化滲透至不同地區和民族的過程，以及在這種彼此融合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觀念和看法。這樣，我們纔不會再把注意力只集中於金磚五國上，轉而關注每個新興國家內部都在發生的智力和政策重組，正是這個過程，使得新舊觀念和政策融合在一起，防止新興國家僅僅成爲西方意識形態下的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