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一個研究領域廣泛的哲學家，阿格妮絲·赫勒（Agnes Heller）對哲學、哲學家、哲學的意義有着獨特的理解。就赫勒的歷史哲學而言，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視爲一個烏托邦主義的歷史想象。
作爲一個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儘管消解形而上學的哲學體系是其主要任務之一，但是，在赫勒思想深處，始終懷着對哲學思考的執着追求與捍衛，始終對哲學懷着無限的虔誠，在使用哲學這一稱謂時也非常謹慎，她不把自己關於歷史的思考叫做歷史哲學，而堅持叫歷史理論 ；她堅持把自己關於現代性的思考叫做現代性理論，而不是叫做現代性哲學。在赫勒看來，儘管許多理論在外表上是哲學式的，但是，在現今形而上學解體之時，能夠成爲哲學的理論太少了。赫勒既關心現代社會的一些共同問題，但又特別關注一些與經驗社會有關的特殊問題。對歷史性的哲學思考和現代性的歷史反思與歷史重構，具有濃厚的後現代價值多元論和文化相對論色彩，赫勒甚至宣稱後現代本身就是相對論的整合。
綜觀赫勒歷史哲學，一個親身經歷宏大歷史敘事死亡的哲學家一步一步向我們走來。從《歷史理論》（1982）、《碎片中的歷史哲學》（1993）到《現代性理論》（1999）的過程，也就是從宏大敘事之延續到宏大敘事瓦解的過程，也就是從構建一種烏托邦歷史理論的堅定信念，到被歷史偶然性所困擾而沉迷於碎片化，到展開對現代性的歷史反思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赫勒始終沒有放棄烏托邦主義的信念，只不過情隨境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思想大背景中，烏托邦歷史哲學的表達方式和論述方式發生了一些變化。赫勒逐漸從烏托邦主義者——也是無意識的後現代主義者，走向自覺的後現代主義者，最後在現代性的歷史反思與重建中徹底成爲後現代的多元論者和相對主義者。在赫勒後現代歷史哲學發展的過程中，貫穿着一個主題，並且給予我們深刻而強烈的震撼，那就是始終的烏托邦主義追求。
在這裏，我們有必要對“烏托邦”的概念進行簡要考察。在各種各樣的文獻中，“烏托邦”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彙，但是，人們在使用這一詞彙時，含義並非一致。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托馬斯·莫爾第一次使用烏托邦這個詞彙，在他 1516 年發表的《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一書中，托馬斯·莫爾將希臘文的沒有（ou）和地方（topos）組合爲一個詞 utopia，漢譯爲“烏托邦”，意爲“烏有之鄉”。在《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一書中，莫爾提出了一種新的社會構想，即烏托邦理想社會。在托馬斯·莫爾的理想社會裏，沒有私有制，每個人都應該勞動，產品歸全社會所有，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後來，在各種社會批判理論中，烏托邦廣泛出現在對未來社會的設計中。但是，頻繁出現的烏托邦也出現了種種不同的含義。大致說來，第一種是代表與現存社會對立的完美的政治制度或理想社會。第二種含義是表示可望不可及的理想，是空想的同義語，如，恩格斯在考察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時，就曾經將烏托邦當作空想來批判。第三種含義是將“烏托邦”視爲一種精神來理解，這種理解並不把注意力集中到“烏托邦”的具體形式結構、歷史內涵、細微設計等之上，而是把它視爲一種精神象徵、一種文化符號，認爲“烏托邦”作爲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其意義決不限於那些具體細節與形式設計，真正重要的是貫穿於其中的烏托邦精神，具體設計不過是這種精神的外在載體，而烏托邦精神已經遠遠超出了外在形式而具有了人學和價值學的意蘊。這纔是烏托邦的靈魂，也是它的根本，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德國哲學家布洛赫在《烏托邦精神》中的論述也把“烏托邦”視爲一種超越現實的未來的社會理想圖景，或看成人的超越現存的創造潛能。本文中烏托邦一詞使用的含義並不是唯一的，在赫勒關於歷史理論的烏托邦設計的討論中，烏托邦代表赫勒超越現存的理念，赫勒本人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在對赫勒歷史哲學進行總結的時候，一方面，烏托邦是指一種赫勒歷史哲學中始終可以感受到的超越現存嚮往美好的理念、理想和信念 ；另一方面，就赫勒歷史哲學的整體建構而言，確實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論構架，在這個意義上，烏托邦是對赫勒歷史哲學總體上的概括用語，指其可望不可及的空想性質。
在赫勒的第一部歷史哲學著作《歷史理論》中，赫勒完全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一方面提出了歷史理論的烏托邦設計，另一方面，指出歷史理論的烏托邦設計只是一個理念，只是提出一個目標，而不追求烏托邦的實現。在《碎片中的歷史哲學》中，赫勒的歷史哲學思考建立在偶然性理論之上，這種自由把人們連根拔起，推向了虛無的境地，這決定了赫勒歷史哲學的烏托邦色彩。在這個時期，我們沒能發現赫勒像在《歷史理論》中那樣闡發的烏托邦理念，但是，我們明確感受到她仍然沒有放棄形而上學的努力，而是努力建立一種應對碎片化時代的歷史哲學，而且，我們在赫勒關於“理性的終結”的論述中，再次發現了烏托邦主義的理念。可以說，這個時期的赫勒，無論是偶然性理論的烏托邦式建構，還是最終的道德烏托邦理想，都使我們有理由認爲赫勒歷史哲學究其根本是烏托邦主義的，而且這種烏托邦主義歷史哲學的視閾是狹隘的。這種歷史烏托邦也許算不上什麼精緻複雜的體系，但卻讓我們感受到碎片化、多元化的後現代並不是沒有信念。透過“理性的終結”、“藝術的終結”、“形而上學的終結”，赫勒告訴我們的正是對人類存在意義之形而上學的不懈追求，是不可抗拒的烏托邦主義需求。“對絕對的探求和思考絕對的方式並不是不可理解的，它也不能從人的心靈中根除。這就是康德所說的無法遏制的對形而上學的需求。”後現代拒斥絕對真理，卻並不拒絕對存在意義的絕對思考。
在歷史理論的烏托邦設計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對赫勒的影響。在《歷史理論》中，赫勒高度評價了馬克思，她認爲，任何企圖以盧克霍姆、尼采、索列爾等人取代馬克思的做法將一無所獲。對馬克思及其學說不能簡單化，因爲作爲學者，更應當具有責任的意識。赫勒贊同哈貝馬斯的態度，“滿懷着對所有偉大理論所應該獲得的敬意，對馬克思及其著作進行歷史地反思，而且選擇所有那些與我們相關的理論上的建議，對其它的有所保留，既不憎恨也不是愚忠，而是理解——這種態度是我們的典範，同時必將充滿生命力。”最令赫勒敬佩的是馬克思對歷史進行不斷實驗的決心和精神，馬克思終其一生對自己的歷史哲學進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覆實驗。赫勒認爲這是馬克思最偉大之處。
在《歷史理論——赫勒和柯林武德》一文中，彼得·貝爾赫茲認爲，赫勒作爲後來者站上了柯林武德的肩膀，這種提升使她看到了柯林武德所看不到的——烏托邦的需要。彼得·貝爾赫茲認爲，赫勒的烏托邦是激進民主的烏托邦，這種烏托邦不是 19 世紀愚蠢的樂觀主義，也不是她在書中講的 20 世紀自我憐憫的悲觀主義。在那個領域，事情還有待於去做。人類的激進主義可以歸爲政治的現實主義。赫勒宣稱“烏托邦精神是所有真正哲學的精神，每一種哲學都是烏托邦式的”，“每一種（真正的）哲學都承擔着‘發現’的職責。哲學必須對人應如何思考、如何行動和如何生活這樣的問題提供一元的答案。”赫勒告訴人們，“只有對哲學的完全接納才能滿足對哲學的真正需求，對存在思想的需求”，赫勒的態度是經典而堅定的，對哲學的徹底接納本身就是一種生活，個體選擇的理性烏托邦改變着人們的思考、行動、生活的方式。就赫勒把哲學本身看作烏托邦式思考而言，哲學意味着在反思中超越現存世界，這樣的哲學不僅是思考，更是行動和生活。堅定的烏托邦信念體現在赫勒歷史哲學中 “：烏托邦遲早會變成實在的社會意識，它會涌入紛繁的運動的意識中，而且會成爲運動的一種重要驅動力 ；到那時，烏托邦將會從理論、道德思想領域蔓延到實踐領域，然後逐漸開始主宰人類活動。”然而，理查德·伯恩斯坦認爲，“這仍是支援激進烏托邦的每位左派學者的基本信念，如果這個希望仍是有生命力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只滿足於激進哲學不得不變成實踐的論斷，我們必須具體理解，在目前狀況下這意味着什麼。”儘管赫勒強烈地支援激進哲學的理性烏托邦，但我們並不認爲她已向我們展示出它如何能，並如何會變成一種“物質的”驅動力，且這驅動力開始主宰人類活動，這種烏托邦似乎缺乏現實的可操作空間。
理查德·伯恩斯坦對赫勒烏托邦思想的分析是恰當的。赫勒整個歷史哲學並沒有告訴我們必須做什麼和具體如何做。在赫勒的激進烏托邦思想中，“存在着一個她並沒有解決的難題，自馬克思以來，有關激進烏托邦就一直存在着兩個對立的極端 ：一種極端思想是，激進烏托邦必然會誕生於現存社會動態的孕育之中 ；另一極端思想則是，烏托邦要求與這些社會動態徹底決裂或產生於它們的完全崩潰。在這個問題上，赫勒尋求一種中間態度——既不必聯繫也不完全決裂”。但是，理查德·伯恩斯坦的批評指出，赫勒並沒有用具體經驗細節向我們展示，激進烏托邦實現的真正可能性現在如何存在着，又如何能動員起這些可能性。否則，我們的烏托邦觀念只會變成一種可能，或只能變成無用的思想的危險。事實上，赫勒並沒有向我們展示出，在當代世界，激進哲學如何變成踐行自己學說所要求的那種實踐。
烏托邦的信念和道德烏托邦的訴求，在赫勒歷史哲學中處處可見。在理性和道德的烏托邦建構中，自由、作者、善與傳統哲學的其他的角色相聯繫，堅信“好人是‘完美的烏托邦’。離開了這個好人，生活簡直就不值得一過了。就此而言，從創世紀的文字和蘇格拉底的那個精靈的聲音之後，至今還沒有什麼變化。”但是，赫勒卻從來沒有向我們揭示如何實現這個‘完美的烏托邦’——好人。赫勒指出，所有接受烏托邦歷史理論的人無權去在“真實”和“不真實”的需要之間，“真實”與“想象”的需要以及類似需要之間進行區分。所有那些能夠被感覺到的“需求”都是真的需要。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現時代如何能夠滿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我們又怎麼可能不對具體需求進行區分？這種歷史哲學的烏托邦（空想）性質在赫勒整個後現代歷史意識、歷史想象的層面上，表現爲一種虛幻的歷史意識。
由於對“現在”的過分強調，歷史成爲短視的、狹隘的、束縛我們手腳的東西。赫勒在現代性的歷史反思與歷史重構中，走上了激進詮釋的道路，這種歷史詮釋完全陷於主觀性、隨意性和短暫性中。這已經遠離了加達默爾等人所創立的哲學解釋學的初衷，在加達默爾那裏，歷史決不只是侷限於現在，而是面向未來的，“我們的文化和當前生活由之產生的過去的巨大視域，無疑影響着我們對未來的一切向往、希望和畏懼。歷史只是根據我們的未來纔對我們存在”。這是面向未來的無限開放的廣闊歷史視野。
強調現在的初衷是反對歷史決定論，這種傾向在後現代歷史思想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針對新時代的歷史敘事，馬丁·阿爾布勞努力以全球化的新架構取代普遍性的觀念，並認爲全球化的新架構，“可以幫助我們避免歷史決定論式的謬誤推論，即避免把現在（present）看作過去的頂峯、認爲現在總是從過去（past）生長起來的。與歷史決定論的看法相反，我們需要以一種我們只能隱隱約約有所理解的共同經驗爲基礎，把每一個前後相繼的‘現在’看作在與人類只能部分地對其加以創造的那個世界的一次邂逅中造成的一種前程未卜的後果”。從這裏可以看出，赫勒和馬丁·阿爾布勞對歷史的理解都建立在經驗基礎上，而且歷史的每一進程都成爲一個“偶然”，一次“邂逅”。我們能夠想象在“偶然”與“邂逅”中把握歷史嗎？喬伊斯·阿普爾比在評論後現代主義與現代性的危機時指出，“每隔一段時期就鍛鍊一下理論思辨，有其無可否認的功用，可以使人們從新的角度批評有關藝術、歷史、科學的那些不自覺的假設。但是，後現代主義口口聲聲表示根本無意爲未來提出什麼可循的模式，也就不可能給未來幫什麼忙了。從最終的結論看，根本不可能有後現代的歷史學存在。”研究歷史學卻最終將歷史學埋葬，這大概是後現代歷史哲學的不可逆轉的歸宿。
這樣，赫勒關於整個歷史哲學的前景蒙上了一層烏托邦的陰影，生活的意義不是在理解過去、把握現在、走向未來中生成，生活好像就是一場。這是一副走向空想和虛無的烏托邦景象 ：所有理解並把握歷史的夢想“可能仍然是在未來，但是我們對於未來沒有任何知識。此刻，我們仍在挖掘過去。我們挖掘深處，我們收集痕跡，我們存儲過去的廢墟以復興過去的世界。我們的工作是維護和儲存。這個工作爲別人的好處而被做，因爲他們是我們使之不朽的人們，而不是我們。然而，這個工作也是爲我們的利益而被做，因爲它就好像輸血 ；我們，一個自由時代的自由人們，透過輸送逝者的血液到我們患貧血症的血管中去，以給予我們生活以意義。這兒沒有確信。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被預知。遊戲是開放的”。在赫勒的歷史理解中，人生就是一場，賭場的總管希望人們現在就開賭 ：所以，有人投下賭，有人猶豫不決，然而無人能夠逃脫。
在赫勒整個歷史哲學中，由於強調歷史就是激進詮釋，歷史想象使過去成爲詮釋者的狩獵場，人類歷史的確定意義與界限消失 ；由於過分強調差異，“沒有任何主要的掛毯是從差異的鑲嵌那裏被織成”，任何歷史共識都成爲不可能 ；由於強調人是偶然的存在，“人類的自由表現爲無”，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所有的區別不復存在 ；由於強調“只有那些啓發你的纔是真理”的準則，真理多元性的大門敞開 ；由於強調歷史的絕對精神不可把握，我們成爲歷史性牢獄中的囚犯 ；由於強調團體精神不可逾越，我們所有的哲學思考成爲西西弗斯的勞動……所有這些方面，向我們展示了赫勒後現代歷史哲學在總體上的烏托邦性質。這種烏托邦性質所指的正是赫勒後現代歷史哲學空想性的一面。不過，在赫勒嘲諷辛辣的後現代話語的字裏行間，仍然能夠時時感受到一個哲學學者對哲學的虔誠、對存在意義的追尋、對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烏托邦精神與追求。
或許，對待赫勒的後現代歷史哲學，我們的最好態度應是 “：我們必須理解，而不是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