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鍾嶸《詩品》的一些看法
一部《詩品》，列入最早的關於五言詩的批評專著，開詩話之祖，戴上“思深而意遠”的頭銜，足以讓人羨慕不已。
《詩品》的功績，此不必說。只是我有些較納悶：鍾嶸在《詩品》中老是提到，某人的詩源出某人，這裏作者當然是在肯定後人繼承前人文化遺傳之精華之表現。但後人是如何受到前人的呢？在沒有前人影響之前的前人又受誰的影響呢？這些影響是透過或者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後人所運用某詞或有某風格、技巧就必須是受到誰誰的影響？在鍾嶸之前，陸機就說過：“必所擬之不殊，乃暗合乎囊篇”。既然“暗合”，又何必是“源出”呢？源來源去，果真如此，就怪不得鍾嶸得出結論“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我們得到的答案也許會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纔是真正的文學，而不是靠源出何處才流傳的。當然，並不排除文學的繼承性，但這決定不等同於鍾嶸的“源出”理論。我還是不太願意接受這個說法。比如，中國孟子提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學說，而希臘的柏拉圖也掛牌：“懂得者方可治國”，他們都是同一，觀點、主張竟然如此合拍，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我想，按當時的條件，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從東方傳到西方或從西方E-MAIL到東方，也沒有電話能夠一下子就溝通。假如能夠溝通，那誰影響誰，誰感嘆“於我心有慼慼焉”？如果沒有互相影響，那就說明我們的哲人和西方的哲人一樣的聰慧或愚蠢。
因此，我覺得，鍾嶸的某詩源於某人的'觀點說得太絕對了。
另外，鍾嶸說：“其人既往，其文克定。”這句話有對也有不對。有些人確實是“其文克定”，有些則不然。既成事實，還需後來人婆婆媽媽做什麼，更談不上“橫看成嶺側成峯”了。從而也就無法說什麼繼承與了。其實，古人“既往”，但其文未往，仍不能蓋棺定論。“今所寓言，不錄存者”，鍾嶸之所以不錄“存者”，當然還不能最終定論。其實，鍾嶸看不慣當時風靡的形式主義，從而要立個“靶”，反彈的則是當時的“存者”。我認爲鍾嶸能夠很好地品評古人的詩文來影射當時的文風，使文化遺產“活”過來，着實難能可貴。
我認爲他“不錄存者”至少有三個原因：一是不配錄（垃圾文學），二是不敢錄，三是不錄則實錄。此處撇開一、三不談，若果是不敢錄的原因，那麼這種態度是不可取的，況且他又選取自己認爲好的詩文加以品評，這其間有多少是帶個人的好惡來選擇無法考究，但不錄存者，總是少了批評的對象。當然，不是要苛刻他，而是要我們明白，既然一種文學現象出現，自有它的存在的“合理性”。沒有品評，文學失去它發展的一定方向；沒有文學，批評者無用“批”之地。兩者既矛盾又統一。由此扯到現今文壇的一些陋習。一些批評家不敢憑文學本質批評所謂名家之作，而某些作者又藉着大批評家之筆發表作品，美其名曰：此是誰誰推薦之力作。文字是靠名家推薦纔是“鉅著”嗎？難道一位真正有水平的作者就非得一位名家來幫忙做廣告，作品纔有讀者。倘若如此，說到底，還是爲了名和利，各得其所，何樂不爲？當然也不排除那個官司問題。批評家之所以不敢直言不諱就怕難個官司，動不動就打官司，批評家和作家好象仇敵一樣。批評家如果說一句較爲苛刻的話，硬是被作家說成是“人身攻擊”。那作家就未免又有“臭美”之嫌；而批評家在批評時也不能把批評等同於鑑賞，鑑賞較主觀，甚至偏見，但批評則較客觀的，不以個人好惡來批評，更不能搞人身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