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知識立場、運用不同的知識資源研究傳統文化，形成的具體結論不同甚至彼此之間存在重大的差異與對立，以下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文化認同與歷史敘事方法的論文範文，歡迎閱讀參考。
每一種文化都表達着不同生活世界中人們的共同觀念、態度和未來想象。在具體的文化形態裏，包含着特定的價值追求和特殊的精神世界。凡是尊重歷史傳統的民族，大都具有相對合理、成熟的文化態度。如何看待歷史，採取何種知識立場和價值態度展開當下的歷史敘事，對於社會的理性發展、文化認同和民族自信，具有極爲重要的社會價值和精神意義。
一、作爲人文知識的歷史敘事
黑格爾曾言，對於西方人，每每談起希臘文化都有一種精神般的家園感。正是這種文化尋根和對歷史傳統的弘揚與虔敬心態，才煥發出西方文化的生命力和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實際上，在任何成熟的文化體系中，都存在着特定的歷史態度與文化情感，表達着一種內在的文化認同感。對待歷史傳統的立場和方式，表達着相對固化的心態、信念、行爲模式和生活態度，並且，事關民族文化的精神生命、文化自信與未來發展。
在不同的知識立場、運用不同的知識資源研究傳統文化，形成的具體結論不同甚至彼此之間存在重大的差異與對立。借鑑或模仿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文知識，以獲致其嚴格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具有內在的知識論困難和邏輯限度。人文知識相對於自然科學知識有着本質的差別，二者建立了不同的客觀性標準和驗證方法。現代學科劃分和知識分工制度源於西方，西方人始終持有一個知識偏好，就是力圖用理性方法來處理所有的人文知識，但是，效果並不理想.究其原因，在於人文科學的研究者本身構成了研究對象的一個部分，受到研究對象內在結構的在場性影響.
如果“與外界隔絕地把他所研究的對象孤立起來是不可能的，因爲人類的行爲本質上是與形成人類的社會羣體聯繫在一起的.”適成對照，中國的知識傳統，解決人文知識的方法雖然不是遵循嚴格的科學理性標準，但同樣表達了另一種“理性”的思維方式和思考方向。人文知識的特性是它不能“科學地”言說，並非藉助邏輯分析可以徹底地言明。在一定意義上，維特根斯坦道出了其中的“奧妙”:可言說者言說，不可言說者沉默(雖然維氏是在斥責傳統形而上學爲“胡說”,但也印證了包括形而上學在內的人文知識的特性，即需要採用不同的“言說”方式，並非毫無作爲的“沉默不語”)。在解釋人的生活世界時，不同的主體單獨構成不同的精神世界。人文知識主要涉及價值選擇和情感判斷，人類的行爲更多地是建立在情感之上而做出的①.運用理性和邏輯的辦法予以解決，不是能夠完全勝任的、有時甚至是無效的.概言之，客觀生活世界的一元性和解釋主體的多元性之間的矛盾，導致了人文科學研究的知識困境。歷史敘事需要藉助理性的方法，但更具有特定的言說方式，表達着人文意義上的信仰、認同和虔敬的價值情感。
二、文化認同與歷史敘事的方法
在文化哲學上，歷史敘事的方式，大致有五種比較典型的知識立場和言說方法。各自具有特定的理論邏輯與價值合理性，表達着不同的文化認同態度。
(一)“批判式”的重估。這種理解歷史文化的敘事立場，是以啓蒙和變革爲目標的文化激進主義.“重估一切價值”是不同批評者所持有的共同心態②.尤其是在傳統發生劇烈變遷和不同文明激烈衝突的過程中，成爲最重要的歷史認知方式和價值立場。其中，形成兩種相互關聯、相互依賴的文化立場，即激進的歷史批判和依附於另一種文明體系以求取化解自身文化危機之道.湯因比在分析文明衰落原因時認爲，“人類有一個無法改變的弱點，往往把自己的失敗歸因於某種自己完全無力控制的力量.在文明衰落的過程中，這種心理狀態對於敏感的思想尤其具有吸引力.”批判式的歷史敘事，設定了現代與歷史傳統的對立，認爲二者無法通約、缺乏認同的途徑.以此知識立場爲基礎，建構了具有本體意義的批判主義框架.舉凡“一旦我們無法窮盡世界歷史事件之意義的假設被人提高到了本體論的高度，那麼歷史似乎應被貶斥爲先驗地無客觀意義的和混亂的東西;並且爲了合理性目的而干預歷史的內在徒勞性被人看作是自明的.”
由此出發，賦予批判式立場的價值合理性與正當性地位，形成了對待歷史文化的總體性觀念.“重估一切價值”的文化激進主義就合乎邏輯地，轉化爲“摧毀一切”的文化虛無主義。從虛無主義的觀念到行動，使“生活中所有美妙的帷幕全都被粗魯地撕掉了。所有由道德的想像庫中所提供的種種附加的觀念……都被作爲一種荒唐可笑而又過時的款式而被戳穿了.”
在“批判式”立場，充滿着非理性的傳統文化是被批判的對象，必須另尋它途重建文化。歷史傳統應予以徹底批判、拋棄或否定的。批評者作出的知識變革和精神啓蒙的貢獻與意義.然而，在破與立的辯證關係中，批評者需要一個合理的知識與情感立場和參照系統，來對歷史進行評判或重構。如果缺少這個必要的思想前提，所謂的批判、“重估”或“摧毀”,無法保證其徹底性和有效性。新的知識立場則因缺乏必要的知識保障，其所建構的“理想圖景”,只是看上去很美.或許，會導致出現一個沒有憑靠和支撐的、無根的文化混沌狀態。
(二)“考古式”的還原。這種敘事方式以經驗科學的實證方法爲標誌，力圖對歷史進行客觀化的科學闡釋。對歷史的考察和研究，有賴於歷史文字(包括文獻典籍、考古發掘和遺蹟探尋)的發現與闡釋.透過文獻考據與證明、註疏和訓詁方法，建構作爲研究對象的歷史。還原式的敘事以或然性的邏輯推測和解釋爲基礎。“歷史考古”透過對文字的還原性處理以求客觀真實.對於探求和推論歷史的真實與內在意義，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
歷史的“文字化”和“文字化”了的歷史，使得問題變得高度複雜起來。因爲“文字就不只是一個用以判斷詮釋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詮釋在論證自己合法性的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來的一個客體。”
歷史“文字化”所形成的結論，其客觀性標準和驗證方式(無論證實或證僞)，決定了這種研究的合理性自洽程度。研究者個人的價值判斷、文化想象與修辭方法，同樣構成進行科學客觀解釋的難題。歷史並非沉默不語的文字。任何一種還原方法都無法完整地再現歷史的真實全貌，得到的只是歷史整體的“局部”.歷史本身大於有限的文字，歷史的真實包括客觀事實與價值意義上的真.如果僅從有限的文字去推論遠爲豐富的生活、重建客觀真實的歷史，則具有明顯的知識論限度“.在歷史敘述的過程中，爲了彌補文獻的不足而插入各種臆測這是完全可以允許的;……但是單單要憑臆測而建立起一部歷史來，那看起來就比撰寫一部傳奇好不了多少了.它可以說不能叫作一部臆測的歷史，而只能叫作一部單純的虛構.”考古式還原主義方法是重要的歷史敘事手段，但又不可完全囿於其中而無視知識論、方法論和邏輯推論的限度.
(三)“人類學式”的旁觀.以“旁觀者”立場觀察不同的文化形態，是一種“遠距離”的敘事方法。它視文化爲有待闡釋的具有可公度性的符號系統.透過有限介入的方式以期獲取“客觀的”觀察角度，來描述多元的文化形態.在這種敘事方式中，以“現代文明者”的立場，運用中心/邊緣(東/西方、傳統/現代)，具有價值判斷色彩的分析模式解釋其對象.把一種“地方性”作爲絕對尺度，去解釋和評判另一種“地方性”.由於敘事的立場和價值設定，導致了其描述性結論和解釋，只是強化了對預設前提的自我證明.任何“一種歷史觀或者歷史知識的生產模式，·……而是在具體的社會和生活土壤上生長出來的、與地方情況相配的地方性敘事。”
當然，文化價值體系的地方性，並不必然構成不同文化之間理解與對話的阻礙.問題是，如何建立非壓制的合理對話制度?獲致有效的理解和對話，首先需要對各自文化的清醒認知和對多元文化的價值認同(也是政治認同)。人類學式的旁觀，同樣會導致對不同文化的“殖民化”描述.無法保證其解釋的客觀性與合理性，更可能爲武力征服和文化支配提供自我正當化的辯護③.當以這種立場去研究歷史時，呈現出來的只是無法深入其中的文化表象.因爲“文化相對主義的教條的真理(或歷史相對主義的教條的真理---它們是一回事)就是我們永遠難以像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一樣地去確切地體悟不同時代或不同民族的`人們的想象.”人類學式的敘事手法，忽略掉的遠比得到的更重要、更具實質意義。因“旁觀”而不能置身其中，便無法經驗到其精神意蘊。
(四)“鏡像式”④的他者解釋。這是移植來的研究立場和方法，即觀察者和研究者所使用的知識資源和方法，並非從其所屬文化系統內部透過學習建立起來的.相對其研究對象，這種解釋立場完全是異質的、陌生的。其理論假定、概念框架和分析路徑，都源自非本土的“他者”文化體系，是“文化殖民”的結果。
任何一種知識都具有地方性，只是對特定的生活問題的經驗化與理論化表達。不同的生活面對着不同的問題，必然形成了解決其特定問題的思考模式、解釋方法與知識體系。生活世界本身構成了地方性知識的前提性邊界和邏輯限度.不同的生活世界構成了不同的知識系統。如果超越知識本身的限度和闡釋語境，就可能產生謬誤的判斷和解釋。“如果某種特定的文化僅僅從另一種文化中吸收一些特殊的材料，而沒有把握它的核心實質和本真形式的意願或能力，那麼二者之間富於成果的相互作用和滲透就不會真正實現，充其量不過是在表面上借取一些個別的因素。但是這些因素不可能轉化成爲真正的生成能力或動力.”
當然，形成“鏡像式”的知識立場和研究方法，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不同文化體系優劣的比較，又存在接受者自身努力謀求的原因.由於用來解釋和分析的概念系統和方法的“他者性”,所必然邏輯的產生的判斷性結論，也必然邏輯地具有“他者性”.忽略文化間性和文化張力的求解方案，無視知識自身的限度和解釋力，反而加劇了文化危機.“鏡像式”的知識立場也難以形成對不同歷史傳統、文化體系和生活世界的合理敘事與有效解釋.
(五)“同情式理解”的價值認同.馬克斯·韋伯建構的“理想型”研究方法“同情式理解”並無倫理意義，是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想象性“移情介入”,是價值無涉的知識立場。社會科學是理解性的人文知識，理解的對象是人類文化.歷史/文化敘事應當理解不同的生活意義。韋伯認爲，“任何對意義的詮釋，都是追求一種‘確證.理解的確證可以有兩種特質，理性的(邏輯的或數學的)和擬情式的再體驗.”
文化認同唯有透過擬情式介入的“理解可以察知並重塑別的個體的精神世界，並發現別人主觀世界的概念以及行動的原動力”,並且“在你中再次發現了我，置你如我，設身處地，這已不僅僅是理解，而且是分享或感知到了別的人們的生活。”
在這種適切的意義上，纔可能溝通不同的生活世界與精神世界，實現同情式理解的有效對話.同時“,同情多於在另一個現在中的單純想象的轉移，是進入人的另一種生活中的真正轉移。”
同情式理解的敘事方法，是一種介入的情感立場;同樣也是理解和把握文化傳統的合理態度，表達了一種歷史合理主義的價值觀.我們面對的歷史，由衆多的對生活沉思和精神意義構成.人類本身的心靈結構和理解能力具有同構性，所以，“我不需要重複就能理解，我不需要重新體驗就能想象，我能站在他人的立場上，但仍不失爲我自己。是人就能轉移到其他的立場上。”理解歷史文化，實質上是對一種生活情感、生命覺解與意義追求的理解和認同.
三、結語
文化認同語境下的歷史敘事，需要秉持對歷史傳統的尊重、敬畏與虔敬的心態，進行同情式理解的價值解讀與重構。在新的時代重新闡發出歷史的真意與精神價值，爲現實生活世界提供一個深厚的意義支撐.在諸種歷史敘事方法中，最具根本性意義的態度是同情式理解的價值合理主義立場，建立文化認同的根基。如果視歷史傳統僅爲物化存在，歷史敘事就只是對過去的文化娛樂和消遣，根本無法形成民族文化認同。相反將導致文化的解構和無根化。唯有在價值合理性立場尋求歷史的精神意義，才能重建文化認同感、虔敬感與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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