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着家族企業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作用的日益增強, 這種制度形式或治理結構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但是對家族企業的研究目標和重點尚不明確, 對家族企業的定義還有模糊的認識, 對家族企業治理結構安排和制度變遷或演進的研究還需要一個堅實的理論分析框架。本文就家族企業研究的這些基本問題進行評述, 以期對後來的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 家族企業; 定義; 治理結構; 路徑演進
一、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科技和文化等各項事業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 各個領域產生了巨大的變遷。家族企業作爲一種組織形式也成爲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及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家族企業的存在和發展有其歷史的根源, 也遵循邏輯的演進, 是歷史和邏輯的統一。隨着家族企業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作用的日益增強, 這種制度形式或治理結構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
資料顯示, 家族企業在各國經濟中佔據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據Craig E. Aronoff 和John L. Ward 的研究, 在美國, 家族企業創造了60%以上的GDP 和就業, 創造了近90%的企業稅收; 歐洲的德國經濟中的中小企業, 主要由中小型家族企業構成, 德國這種典型的中小企業經營模式從1970 左右便主導着德國的經濟; 在韓國這樣一個財團主導型經濟形態中大型財團在國民經濟中佔據着主導的地位,而大型財團大多被創始人和家族成員所控制, 比如三星、現代、大宇等年收入在350 億美元的大型財團; 在我國, 家族企業隨着民營經濟的發展已經成爲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0 年以前, 國有經濟的工業總產值幾乎是外資和民營經濟工業總產值的總和, 2000 年之後, 國有經濟與外資和民營經濟工業總產值之比迅速縮小, 基本形成國有經濟、外資經濟和民營經濟三分天下的格局, 而且, 從增量上看, 民營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大於國有經濟。2001 年底我國私營企業戶數已經突破200 萬戶, 從業人員2714萬人, 私營企業納稅額年增24.65%, 私營經濟已經成爲我國經濟中最具成長性的經濟力量, 私營經濟不僅數量迅速增加, 而且規模不斷擴大, 存活期延長。
與此同時, 人們對家族企業的管理模式和治理結構及其路徑的演進提出了質疑、批評和預測。蘇啓林等透過對韓國家族式企業集團的研究指出, 韓國治理家族性財團的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無疑對在“國退民進”、大量家族企業形成和發展的背景下給了我們深刻啓示, 即決不能低估家族式管理的危害; 學者們認爲, 家族企業股權結構的一元化和封閉化、所有權和經營權嚴重的重疊、低層次的人才結構、軟約束的傳統家族倫理組織原則使得家族企業難以取得企業進一步發展的資源, 成爲企業發展擴張的制約因素, 企業邊界具有有限性; “富不過三代”、“三代消亡律”更多地被視爲家族企業演進的規律, 家族企業在“一代創業、二代守成、三代消亡”的怪圈中苦苦掙扎, 特別是在學術研究中苦苦掙扎。①因此似乎家族企業是終究被現代企業制度所取代的初級的、原始的、沒有效率的組織形式或制度安排或治理結構( 大多數文獻所描述的隱含的結論是如此) 。Craig off, 和John L. Ward (1995) 的文章“Family- ownedbusinesses:A thing of the past or the model for thefuture”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 家族企業是落後、封閉、低效或過時的代名詞還是未來的模式?既然是過時的模式, 那麼爲什麼在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中特別是在我國轉型經濟的背景下, 家族企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且這種模式有向其他領域滲透和擴展的趨勢? 如果是未來的模式, 爲什麼存在規模和壽命的瓶頸? 如果是未來的模式, 家族企業的效率如何? 家族企業制度與現代企業制度的異質特徵是什麼並怎樣影響着它的演進? “三代消亡律”是規律還是神話?用什麼樣的理論分析框架研究家族企業?企業理論的最新進展是否顧及和適應家族企業的研究?等等。筆者認爲, 這些都是值得探討和研究的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理論指導意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