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子”是豐富的中文詞彙裏一個古老的概念，熟悉得以至於讓人熟視無睹。近些年來，港臺、大陸心理學者把面子、人情、關係等中國社會中極其普遍的現象，在抽象化層次上提煉成爲社會心理學的重要研究範式。本文將對面子心理的研究進行初步的回顧和梳理。
【關鍵詞】面子 自尊 人情 關係 社會心理
1.引言
對“面子”這一概念的學術研究始於1944年。胡先縉女士於1944年在《美國人類學家》雜誌上發表了題爲《論中國的面子概念》的文章,首次對中國文化中的“面子”概念作出了學術界定,闡釋並區分了中國文化中常見的“面子”與“臉”兩個概念。後來圍繞胡女士給出的“面子”概念,出現了大量的研究。考夫曼(1955,1967)、何友暉(1974)、布朗與萊文森(1978,1987)、黃光國(1978)、翟學偉(1987,1994,2005),斯賓塞爾歐蒂(2007)等分別在文化研究、語言使用與禮貌研究、社會學研究和社會心理學的框架下對“面子”概念作了重新解讀,其中以布朗和萊文森(1978,1987)所提出的“保全面子論(Face-Saving Theory)”影響最大。他們認爲“面子”是指“個人想要獲得的公衆的自我形象”,包括“正面子”和“負面子”,後者是指“個人的行爲自由和個人意願不受強加的自由”(Brown & Levinson,1987:61)。這樣定義的“負面子”概念遭到很多學者的質疑,因此,後來有關“面子”的衆多研究大多集中在對該理論所提出的“面子”概念能否作爲一種泛文化概念而被用來解釋全世界範圍諸多具體文化中的“面子”,以及禮貌語言使用現象這一問題的探討上。本文試對國內外“面子”研究的脈絡進行梳理,對過去幾十年有關“面子”概念的研究加以綜述。
2.“面子”的文化研究
胡先縉(1944)在分析了漢語中包含有“面子”和“臉”的一些短語及習慣用語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了“面子”和“臉”的含義,得出“面子”是個人因爲社會成就或者是炫耀(ostentations)而獲得的一種聲譽(prestige),而“臉”則是中國文化中因高尚的道德品質而獲得的一種聲譽。胡先縉認爲“面子”與“臉”都是聲譽,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於獲得聲譽的原因或者途徑不同,顯然這是有失偏頗的。考夫曼(1955,1967)並未關注“面子”和“臉”的區別,他認爲面子與一個人所擁有的受到社會積極評價的一些社會特徵密切相關。考夫曼對於面子的研究,爲後來者用身份理論去研究“面子”概念帶來了啓發。
3.“面子”的社會學研究
翟學偉(1987,1994,2005)重新界定了“面子”與“臉”兩個概念,提出“臉”是“個體爲了迎合某一社會圈所認同的形象,經過印象整飾後所表現出的認同性的心理與行爲”,而“面子”則是這一業已形成了的“心理及其行爲在他人心目中產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如此定義的“面子”與“臉”,前者是建立在後者的基礎之上的,其實質是他人心目中所體現出來的某人的形象與地位,良好的個人形象會使人更加有面子;相反,敗壞的個人形象會使人原來的面子丟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降低。在現實生活中,根據翟學偉的觀點,個人可以透過在“氣質、性格、能力、知識、道德、風度、外貌、裝束、言辭”等方面整飾自己留給公衆的形象,從而增加自己的面子。這些方面都涉及個人的一些特徵與特性。另外,翟學偉還指出,儘管在個人特性或特徵方面或許留給別人不好的印象,但是個人的面子還可能透過於個人相關的一些其他社會因素來獲得,例如身份、家世、名氣、職務、權力、財富、世故和關係網等。這些因素體現的是另一個層面的可能損益面子的因素。
翟學偉(2005)進一步指出,在中國社會裏,關係在日常交往中發揮着很大的作用。之所以產生面子的一些資源是不同於個人特性的一些社會因素,原因就在於關係影響到了“臉”和“面子”的同質性。這樣臉和麪子分裂開來,變得異質,從而使中國人的處事原則由注重塑造自己的個人形象變爲注重形成個人在他人中的心理地位。翟學偉對於“面子”與“臉”兩個概念分析界定很清晰,能夠很好地解釋漢語文化中的一些“面子”損益現象,但是我們認爲他的面子概念還是不能夠解釋所有的面子損益現象,例如漢語中答應請求時所體現出的“給面子”現象和中國敬酒文化中的“給面子”現象。
4.“面子”與語言禮貌
對“面子”的研究中,以布朗和萊文森(1978)的“保全面子論”影響最大,其實質是建構面子與語言禮貌的關係。布朗和萊文森認爲:“‘面子’是個人爲自己爭取的公衆形象”,包括“正面子”與“負面子”,前者是指個人要求自己的性格特徵、行爲、需求等得到公衆的認同和喜歡這樣一種需要,而後者主要是指個體對自身行爲不受別人的強加影響,自身有行動自由,以及自身所有物品、空間等不受別人支配的需要,“面子”的本質是個人贏得自身良好形象的一種需要。
在布朗和萊文森看來,人們日常語言的使用與面子存在密切聯繫,因爲日常生活中語言的使用中總是要包含各種各樣的言語行爲,而就言語行爲本身而言,它們都會對交際對方(或交際雙方)的面子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脅。不同的言語行爲可能會對交際對方的正面子構成威脅,也可能會對交際對方的負面子帶來威脅。因此,爲了規避日常生活交際中的“損面子”(或“威脅面子”)現象並實現交際的目的,布朗和萊文森認爲人們應當儘量採取適當的言語交際、語言使用策略。這種言語交際、語言使用的策略本身就是布朗和萊文森筆下的“禮貌”概念。進一步說,根據兩種不同的面子,禮貌策略本身也可以分爲保全正面子的積極禮貌策略和保全負面子的消極禮貌策略。同時,在選擇相應的語言使用策略(或禮貌策略)之前,說話人應當考慮如下三個方面的社會要素變量:交際雙方的社會關係距離、交際雙方相對權力關係、言語行爲本身的絕對強加程度來確定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言語使用策略。
儘管“保全面子論”非常清晰地闡釋了面子與語言使用,以及與禮貌之間的關係,具有很大的理論價值,並對語言使用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該理論也受到了質疑與批判。顧曰國(1990)指出,在漢語中,與禮貌相聯繫主要有四個概念,它們分別是尊重(尊敬)、謙遜、態度上的熱情和有教養,因此布朗和萊文森所提的禮貌本身不能很好地解釋漢文化中的禮貌現象;並且漢語中有些言語行爲本身就是禮貌的,並非不禮貌,諸如道歉、請客(邀請)和提供幫助等。利奇(2005)在談到對布朗和萊文森理論的批判時也指出,該理論指出所有的言語行爲都會威脅到交際對方的面子,在有些文化中是有失偏頗的。此外,利奇還指出,布朗和萊文森理論中所提出的“面子”概念本身源於中國文化,卻跟漢語中的“面子”和“臉”的概念不同。這一點我們認爲是“保全面子理論”最大的缺陷,因爲“面子”概念是該理論的重要基礎,倘若布朗和萊文森提出的“面子”概念不能貼切地解釋漢語中的“面子”或“臉”,那麼該理論註定會在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其它東亞文化中失去解釋力。然而引起批判最直接的原因是該理論中提出的“負面子”概念在中國文化中並未得到體現,但是也有研究者持完全不同的觀點。顧(1990)認爲在漢語文化中存在負面子,只是跟布朗和萊文森的負面子有所不同,對負面子構成威脅的通常是自己的言行不一致,或者是自己的所作所爲可能帶來不好的名聲,而不是像提供幫助、邀請和許諾這樣的言語行爲;但是顧並沒有指出漢語中的負面子是什麼。吉(2000)認爲漢語中的某些禮貌話語的使用正是出於人們對“負面子”的考慮,例如漢語中向陌生人諮詢問題時常常使用“請問”、“勞駕”等,體現了人們在發問時考慮到對方的“負面子”。由此可見,學術界對於中國文化中是否存在“負面子”也沒有統一的定論。
5.“面子”的社會心理學研究
何友暉(1974)在《論面子概念》一文中首先指出胡先縉筆下的'“面子”和“臉”概念不能簡單地區別爲前者是透過成就或炫耀而獲得的,因爲面子的獲得也可以是透過遵循社會的道德準則而獲得的名聲。面子的獲得可以透過獲得能夠取得成就的那些品質、個人素質和特性實現,而且可以透過一些非個人的因素來獲得,諸如個人財富、社會關係、權利、社會地位等。何友暉進一步指出在某些場合,損面子現象雖然發生了,但是並不意味着一定會丟臉,也就是說沒有了面子但還是可以有臉,而且面子的丟失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爲了進一步闡釋漢語中的“面子”概念,何友暉還區分了一些與面子容易混淆的社會學概念,例如行爲準則(standard of behavior)、人格變量(personality variable)、社會地位(status)、尊嚴(dignity)、榮譽(honor)、聲譽(prestige)等,認爲對面子的理解可能會透過對這些方面的考察來實現,但是面子不是行爲準則,也不是一種人格變量、尊嚴、榮譽與威望,最後得出結論,認爲面子實質是個人要求從他人那裏得到的可被尊重的地位和順從(the respectability and/or deference)。何友暉對“面子”與“臉”兩個概念的關係方面的理解更爲深刻與準確,透過對比與面子相關的社會學概念,加深了我們對“面子”概念的進一步理解,但是我們認爲對面子最終的定義仍然不能令人滿意,因爲“臉”本身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可被尊重的地位與形象。
斯賓塞爾歐蒂(2007)探討兩個主要的社會心理學方面的身份理論能給其他語言學研究者在研究“面子”概念方面的啓示。他分析了面子與身份的關係,並舉例說明我們如何運用Brewer 和Gardner(1996),以及Simon(2004)的理論去分析與闡釋面子的概念。其理論依據是面子與身份都與個體本身的一些特性有關,只不過前者通常與一些受到社會積極評價的個人特徵或特性相聯繫,而後者不僅包括受到社會積極評價的個人特徵或特性相聯繫,還包括那些受到負面評價或中性評價的那些個人特徵或特性。斯賓塞爾歐蒂應用Brewer和Gardner(1996)的理論對日常交際情景中涉及的面子進行分析時,第一次使用了“面子敏感因素”,並得出與個人相聯繫的一些特徵或特性(attributes)往往就是交際情景中人們的面子敏感因素。因此,“面子”這一概念與身份之間的聯繫就透過個人特徵或特性建立起來了。斯賓塞爾歐蒂的這一研究爲我們指出了新的研究面子的方法,從而有利於我們研究某一具體文化中的面子概念,這應該說是面子研究的一個新方向。
6.結語
透過對過去的幾十年國內外“面子”研究的簡單回顧,我們發現國內學者對“面子”概念的探討是較全面的,而國外學者對“面子”現象的關注主要是集中在對布朗和萊文森面子禮貌理論的探討上;而且我們發現,迄今爲止,儘管布朗和萊文森的理論受到廣泛關注,但是對於“面子是什麼”這一問題,學術界仍沒有統一的定論。
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認爲研究重點還是應該放在中國文化中的“面子”概念上,因爲“面子”概念本身源於中國文化。而對於中國文化中“面子”概念的研究,爭論的一個焦點是中國文化中是否存在布朗和萊文森所提出的“負面子”概念,也即“個人行動自由及個人意願不受強加的自由”在中國文化中是否表現突出。另外,透過收集一些漢語語料,進一步考察漢語語言使用中所體現出的禮貌策略,也能幫助我們理解漢語中的面子與禮貌之間是否存在布朗和萊文森所提出的對應關係,從而更好地理解漢語中的面子與禮貌的關係。因此這兩個方面的研究將成爲中國文化中“面子”研究的兩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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