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類的智慧經過漫長的積澱，而終於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800～前200）爆發出萬道霞光之時，即在德國大師雅斯貝斯（K. Jaspers,1883~1969）所謂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Axial Period），[1]在中國這片物華天寶、鍾靈毓秀的神聖土地上，出現了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大放異彩、各領風騷的壯麗奇觀，從而爲中國奠定了“仰之彌高，鑽之彌堅”、[2]博大精深、影響廣遠的堅實底蘊。作爲《周易》兩大部分之一的《易傳》就誕生在這一人類文明羣芳爭豔的偉大歷史時期。而《周易》的另一組成部分，即《易經》，則在公元前11世紀左右的西周初期即已基本形成。作爲中國現存最古老的一部珍貴文化典籍，它對於在人類文明軸心時代中國文化舉世驚羨的空前繁榮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歷史作用。
《周易》這部“最正確、最有體系、洵吾炎黃胄裔所堪自詡之寶典”，[3]在中國文化史上長期被崇奉爲“羣經之首，大道之源”。中外無數往聖時賢都對它懷有一種宗教崇拜般的特殊感情，並不惜皓首窮經，把自己整個生命和全部熱情都獻給它。據史書記載，《易經》的注家不下千餘，留下的專著竟有三千餘種。
如今，在人類文明新世紀的曙光普照天下之時，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深入的歷史背景下，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範圍內，又一次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易學大潮，從而又爲易學這一文化奇觀增添了更加引人入勝的美麗風景。
面對這一文化奇觀，我們不禁要問：《周易》爲什麼能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和永恆的魅力？它究竟蘊含着什麼宇宙大道而能顯示出如此深遠的影響力和驚人的普適性？爲什麼古今中外幾乎所有看到並理解它的人都會對它懷有一種與日俱增的忘我迷戀與宗教式的虔誠崇拜？《周易》究竟爲什麼日益顯示出它那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和極富啓迪性的現代意義？……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考和探索的人類文化之謎。
《周易》是一座神祕的殿堂。[4]
讓我們攜手走進《周易》這座靈光四射的神祕殿堂，以悠久燦爛的文明史賦予我們的卓越智慧和宏闊視野，去親自領略她那銷魂奪魄的動人風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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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周易、易經、易傳、易學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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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易經、易傳、易學這四個概念常常被人提到，而且容易混淆，因此我們必須首先對它們有所瞭解。
《周易》起初是形成於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書。後來，隨着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人們的視野日益開闊，他們就開始對《周易》進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詮釋，從而賦予《周易》日益豐富的思想內涵。這在春秋時期已經相當盛行。到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競放異彩。其中出現了對《周易》進行系統闡發的《繫辭》等作品，漢人總稱之爲《易傳》。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焚書坑儒，《周易》、《易傳》等書因被當作卜筮之書而倖免於難，並繼續流傳。至漢武帝（公元前156～前87）“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置五經博士，將《周易》與《詩》、《書》、《禮》、《春秋》作爲經典並立於學官，都尊稱爲“經”，以示其爲千古不變之常道，世人必遵之天理。《易經》被奉爲五經之首。西漢易學家費直爲便於人們學習《易經》，遂把《易傳》與《易經》合編在一起，東漢經學家鄭玄又將《彖傳》、《象傳》附於相應的卦爻辭之後，爲多者所認同，廣爲流傳，形成後來的通行本《周易》。1973年底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墓出土的漢簡《周易》，以及1995年左右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購回的戰國楚簡《周易》，皆與通行本《周易》不很相同，說明《周易》有許多不同傳本。而在中國文化史上發生重大影響的傳本是通行本《周易》，我們也將以通行本《周易》爲主展開討論。
從上述內容我們可以對周易、易經、易傳、易學作如下界定：
周易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周易》是指形成於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書，由《乾》、《坤》、《屯》、《蒙》等六十四卦的卦象（卦畫）、卦名、卦辭、爻題、爻辭構成。廣義《周易》則包括狹義《周易》和《易傳》。
易經也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易經》即狹義《周易》。廣義《易經》即廣義《周易》。
易傳還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易傳》是指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對狹義《周易》的經典詮釋，共有七種十篇，即《繫辭》上下、《彖》上下、《象》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漢人又稱之爲《十翼》，取意爲十篇詮釋狹義《周易》之作猶如《周易》的十個羽翼一樣，助其在人類思想的天空中展翅高翔。廣義《易傳》則指包括狹義《易傳》在內的闡發狹義《周易》的一切作品，其中有的漢初以後易學家的易學作品也稱《易傳》，如西漢易學家京房（字君明，公元前77～前37）[5]作的《易傳》，北宋大思想家程頤（1033～1107）作的《易傳》等等。
易學是指研究廣義《周易》及與之相關的一切學問的一門學科。
1973年12月出土於湖南長沙市東郊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帛書《周易》，是迄今發現的與通行本《周易》大不相同的另一個《周易》傳本。它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帛書《周易》古經，由《鍵》、《婦》、《掾》、《禮》等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辭、爻題、爻辭構成；另一部分是帛書《易傳》，共六篇，即《繫辭》、《易之義》、《二三子問》、《要》、《繆和》、《昭力》。[6]
1977年出土於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墓中的漢簡《周易》，是迄今發現的與通行本《周易》大不相同的又一個《周易》傳本。阜陽漢簡《周易》破損嚴重，只整理出3119字，其中屬於《周易》經文部分的只有1110字，包括卦象五個，以及部分卦的部分卦名、卦辭、爻題、爻辭；還有不見於通行本《周易》的卜辭2009字，是認識漢代易學的重要。[7]
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購回的戰國楚簡《周易》，是與通行本《周易》不大相同的又一個《周易》傳本，也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周易》傳本，其內容似乎可以與流散香港的《周易》零簡相綴合。上海購藏的戰國楚簡《周易》尚未全部公佈，只在上海博物館展覽過兩支竹簡，簡文有紅色和黑色的符號，不見於通行本《周易》，有特殊的意義；簡文內容與通行本《周易》幾乎相同。[8]
這些《周易》新版本的問世，對於促進《周易》和易學的深入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1993年3月出土於湖北江陵的王家臺秦簡《歸藏》，有兩個版本。這不僅使我們必須重新反思古人的“三易”之說，而且還要求我們重新研究《周易》的成書問題，把中國經學的研究推至前《周易》時代，以致於改寫中國經典和經學的歷史。[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