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美國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蘊和背景，面對中美文化差異，該如何解決?小編在這裏爲大家整理中美差異經驗分享。
我的生活圈子裏，成功者較多。這當然和我個人的高學歷教育背景有關係。最近漸漸發現，這些朋友中的中國人，雖然大多和我一樣是博士，但居住在美國的和居住在中國的在業餘習好上越來越不相同。
有位在北大當教授的朋友，可以說在本領域是頂尖了。最近電話交流，他抱怨自己年紀大了(其實比我還小兩歲)，身體越來越不好。他把一切歸結於中國成功者典型的生活習慣：應酬多，大場合多，一席一席地吃，一杯一杯地喝，出行足不沾地，總坐在車裏……我接觸的國內同類型的朋友，大致也都如此。
另外一個在美國的朋友，最近則剛剛完成一次長距離自行車比賽，距離超過200多公里，在夏日裏奮鬥十個小時以上。我聽罷吃驚不小，過去可從來沒有聽說她有體育的嗜好，如今怎麼變得這麼“極端”?
這一切，大概都是入鄉隨俗。她在大科技公司工作，同事平時就不停地互相比長跑、長距離自行車。她丈夫也搞高科技，最近也迷上了自行車，約我出去騎40公里。我一直算是長跑好手，自信不會輸給他;但結果是大敗而歸。心裏不服氣，現在開始用室內自行車進行訓練，並打算衝擊鐵人三項破三小時的記錄。
那天剛在健身房苦練完，一素不相識的中年男子友好地打招呼，並問起我的里程、時間、進步速度。討教之下才知道，人家曾經創下一天騎350英里(560多公里)的世界紀錄，後因爲把膝蓋練壞，被迫中斷訓練，正準備捲土重來……
這就是我的生活氛圍。我工作和生活的波士頓地區，和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阿姆斯特丹、舊金山等等，被《經濟學人》列爲當今世界的“精英城市”。所謂“精英”，一是高科技集中，一是文化前衛。兩者的相關性甚強。所謂“文化前衛”，就包括在新經濟競爭中的成功者特別喜歡從事極端體育。比如，不久前《紐約時報》登了篇長文，是一位當父親的爲了和子女一起參加鐵人三項，從頭開始練游泳。這對五十多歲的人確實是很大的挑戰。他講述自己如何在水中掙扎時想起了肖邦的音樂，如何把自己當年的鋼琴訓練和游泳觸類旁通。《華爾街日報》則刊登一篇文章講如何進行長距離蝶泳競爭的經驗。最近則再發一篇文章，介紹一法學院出身的41歲的女士，擁有兩家公司，但熱衷於超長距離的鐵人三項、山地自行車賽(一天160多公里)。她早晨從六點開始，趁八歲的兒子還在睡覺時訓練90分鐘，有時則要訓練兩小時，而且忙裏偷閒地每週兩次在晚間插半個小時的訓練課。她的山地車7000美元，公路賽車4000美元，自行車鞋200美元，頭盔200美元，全不是普通百姓能消費得起的。但是，她消費和生活的方式，和中國的精英大異其趣。
爲什麼會如此?以我的觀察，美國的新經濟技術含量高、競爭性強，需要年輕人的精力和開創性。我在《培養精英》一書中曾介紹過，在硅谷，極端體育是一大時尚。一位早晨四點起牀苦練長距離游泳的女士講，在這裏，四十多歲就顯得老了。所以，過了四十的人，要不停地證明自己。你在馬拉松式的競爭中擊敗了二十多歲的毛小子，別人就對你另眼相看了。總之，成功意味着奮鬥，意味着“過程”。你的整個生活格調，都應該體現出你正在這種奮鬥過程中。這才叫“酷”。這也難怪，最近美國的生活趨勢是：騎車漸成了中高產的時尚，高爾夫則開始在勞動階層大爲流行。記得著有《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的佛羅里達教授曾經提過，在美國的河上，開着汽艇的往往是藍領，在那裏吭哧吭哧地划船的，往往是些白領精英。
中國則是另外一回事，成功意味着摘取“果實”、坐享其成，成功者彷彿都進入了既得利益集團。所以，成功者的文化，以享受爲上。比如到宴會上“吃香的喝辣的”，去捏捏腳，或者打打不需要太大體力的高爾夫，覺得自己很“上流”。一些豪華的會議往往提供這種服務。騎車反而成了很土的生活方式。白領早衰，居然成了個社會問題。
個人嗜好按說屬於私生活的領域。不過，階層的羣體個人嗜好，則多少反映了些我們社會的風貌。創造性社會講究奮鬥，講究超越自我極限，着眼點不在於你現在已經有的東西，而在於你未來的潛力。結果大家一起在運動上比誰能更“極端”。尋租的社會則講究卡位、站隊、等級、關係，進而個人嗜好重在顯示你已經擁有或者瓜分了多少社會資源。所以，我爲中國的精英階層所擔心的，不僅僅是他們的身體，更是他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