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盛行的時代，中國人多生活在單位文化裏。陌生人見面，或是辦點什麼大事小情，難免會被問及“是什麼單位的”。單位無所不在，正因爲此，當劉震雲將單位文化描述成“一地雞毛”時，引起無數人的共鳴。
我曾說，一人即一國，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疆土，它區別於自己所屬的疆土。同樣，區別於“你屬於某個單位”，每個人更應該回答的是“自己是什麼單位”，“人是什麼單位”。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單位之中”，道出了人類的困境或者人性的弱點。比如說，發明了汽車方向盤，司機的手就被綁在方向盤上，不可能一邊開車，一邊翻看《貓和老鼠》。單位同樣，在意識到單位可以並可能像工具般更換以前，人所受到的這種“奴役”幾乎是一輩子的事。
對自己的時間負責
一個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靈，就必須在時間與空間上對人之內涵撥雲見日。故而我關於“人是什麼單位”的回答是“人是時間單位”、“人是時間的尺度”。
爲什麼“人是時間單位”?且不說“時間就是生命”這樣的陳詞濫調，我們不妨找些其他論據。比如，爲什麼我們介紹思想家胡適時，會在他的名字後面加上一段時間—胡適(1891-1962)?道理很簡單，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歸根到底是一段時間。沒有時間，就沒有生命。我們在時間中獲得生命。
那麼，胡適是不是地理(空間)單位呢?不是。胡適生於績溪，長在上海，學在美國，死在臺灣。顯然，我們不能在思想家胡適後面加上“績溪—上海—美國—臺北”這樣一條地理尾巴。因爲這些標註既不完整也不正確。一方面，它會遺漏其他許多地理資訊;另一方面，任何地方都不屬於胡適。真正屬於他的，只是他曾經生活過的71年。
如丹東臨死前所哀嘆，沒有誰可以把祖國放在鞋底上帶走。然而，即使我們被送到月球上去，我們同樣能夠帶走屬於自己的時間。
理解人是時間單位，而非空間單位，非“屬於某個單位”的單位十分重要。即使你窮盡有生之年仍不能像梵高那樣獲得死後的哀名，或者像華盛頓一樣收穫永恆的榮耀，但是，它至少可以使你不至於淪爲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或只知按部就班被動奉獻(工作)的螺絲釘。
“我是單位”，“我是時間單位”，“我是時間的尺度”，在此基礎上，我們關於生命意義的挖掘，並非忠誠於地理與環境，而是忠誠於我們自己的一生(這段時間)—正是透過這段時間我們參與並見證一個時代。
歷史上那些真正留下豐功偉績並值得後世懷念的人，其所創造的，多是“劃時代意義”，而非“劃地理意義”，或“劃種族意義”、“劃單位意義”。
人應該愛時間，而不是愛空間。時間之愛是面向個體的，是絕對的，那是我們唯一的存在;而空間之愛則是相對的，是面向公衆的，是透過物質或精神的契約才得以實現的。
正因爲此，我願意以更廣闊的視角將我所熱愛之國視爲時間之國，一種立於時間維度上的精神與思想之國，而絕非空間意義上逆來順受的，或與生俱來的'“嫁雞隨雞”式的地理與政治之熱愛。
所以我說，人應該爲時間耕耘，而非爲空間奔命;一個人無論佔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時間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擁有的仍不過是貧困一生。真正壯美的生命，是做時間之王，而非做空間之王(或者奴僕)。以生命與時間的名義，每個人作爲其所生息的時代中的一員，不應該停留於尋找地理意義上的與生俱來的歸屬，而應忠誠於自己一生的光陰，不斷創造並享有屬於自己的幸福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