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幼年孤寒，四歲父親去世，家貧如洗，母親以蘆杆爲毫，在沙灘上教他讀書習字，這就是“沙灘畫荻”故事的來由。從宋仁宗天聖元年秋參加鄉試，到天聖八年春取得進士，24歲的歐陽修經過漫長的“八年抗戰”終於取得了“公務員”資格，調西京(今河南洛陽)任推官，推官一職主要是協助留守長官負責審訊罪犯等事務。
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28歲的歐陽修經過“一推雙考”，來到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任館閣，實爲學士院的圖書校對。
在歐陽修任館閣的前一年，歐陽修寫了一封被懷疑爲巴結中央領導隱含伸手要官的《上範司諫書》私人信件給范仲淹。
范仲淹“少有大節”，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是年，范仲淹被提拔爲諫官，相當於現在中央監察總局局長或中紀委書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官小卻責任重大，可見諫官之位非常重要。歐陽修對范仲淹這樣的一位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美譽的才德之士被提拔爲諫官，感到由衷地高興，於是，寫下這封信向他表示祝賀。
范仲淹讀罷歐陽修的來信，非常高興，兩人從此書信來往不斷，結爲摯友，並被反對派譏爲“朋黨”。但范仲淹並沒有據此關係提拔歐陽修，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1)，身爲陝西都轉運使的范仲淹也只舉歐陽修“充經略掌書記”，聘請他做一個撰寫軍中公文的書吏而已，歐陽修立即以母親病重爲由婉言謝絕。
歐陽修雖然沒有得到范仲淹的推薦和重用，但歐陽修卻十分敬重范仲淹，工作上與范仲淹相唱和。在《上杜中丞論舉官書》中，歐陽修陳述了對官員任免“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的用人觀點，這和范仲淹在《帝王好尚》、《選賢任能》中提出的主張遙相呼應。可范仲淹懲治官吏腐朽的主張卻遇到當朝宰相呂夷簡的指責，呂夷簡以辭職相要挾狀告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范仲淹遭貶饒州。
范仲淹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貶，可是，以規諫朝政得失爲職責的諫官高若訥卻在背後說范仲淹，罪當貶黜。歐陽修聽了高若訥的辯解，越想越氣，慷慨陳詞，寫下《與高司諫書》一文。
歐陽修“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道：“范仲淹果真不賢嗎?那麼，你高若訥身爲諫官，在他被提拔使用的時侯，爲什麼不辨其不賢，現在他遭貶了，你怎麼能在背後說風涼話呢?假如是賢才，那麼，今日皇上與宰相以莫須有的罪名逐趕他，你就有責任站出來爲范仲淹說話。”也即，范仲淹不敢賢與不賢，你高若訥都難逃其咎。象這種“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在其位而不言”的諫官，就應該滾蛋。
歐陽修這篇義正辭嚴，慷慨激昂的信，罵得高若訥暴跳如雷，他讀後立即將信件交付朝廷，並說歐陽修攻擊天子。於是皇帝降旨，將歐陽修逐出朝廷，貶爲夷陵(今湖北宜昌)去做縣令。這是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的五月，歐陽修時年30歲。
對於這次被貶，歐陽修既在意料之中，更在意料之外，因此，他內心非常痛苦。本來走旱路只有一千六百里可到夷陵，可歐陽修卻偏偏走水路，逆流而上，兜了個大圈，繞行五千五百九十餘里，足足走了五個多月才抵達夷陵。
夷陵雖爲峽州州府所在地，卻極爲貧瘠簡陋，完全可用“髒亂差”三字來概括。先看髒：夷陵的街上到處都是臭不可聞的鹹魚味，路過的人都要掩着鼻子快跑而過。再看亂：夷陵的居民屋裏竈啊井啊，吃飯睡覺的地方啊都在一起，上面住人下面卻關着豬牛，房屋全用茅竹所蓋，經常發生火災，問其爲什麼不作瓦屋?原來是相信鬼神，認爲作瓦屋不吉利。再看差：夷陵城市連城牆、城門都沒有，街道也很窄，連馬車都不能透過，街上根本沒有任何東西可買。眼前的情形的確讓歐陽修爲之吃驚，他擔心母親在這裏是否習慣，可母親卻反而勸他：“我苦慣了，只要你能過得下，就不用爲我操心。”峽州知州朱正基得知歐陽修遠道前來，特意給修建了一座寬敞整潔、高大明亮的住宅。母親的寬慰，知州的盛情，歐陽修暫時把被貶的不快拋棄掉了，於是，將自己的住所題名爲“至喜堂”，意爲“既至而後喜也”。
歐陽修在夷陵只工作了短短的一年時間，但“廬陵事業起夷陵，眼界原從閱歷增。”歐陽修這次被貶夷陵，卻在以下兩方面有頗豐的收穫。
第一，踐行了“寬簡不擾”的施政理念。
歐陽修幼年喪父，他的母親經常對他說：“你父親爲官，常常想方設法讓犯有死罪的人活下來。”這些教誨對歐陽修一生影響深遠，其寬簡不擾的施政理念，就與他父親“常常想讓犯有死罪的人活下來”的教誨密切相關。
歐陽修還在西京當推官時，有一天，一名士兵從服役地逃回洛陽，被扭送到推官廳進行處置。通常來說，逃兵將處以死刑，歐陽修牢記父親遺訓，仔細訊問後，覺得還有必要作進一步調查，因此暫時沒有作最後判決。當時西京留守王曙責問他：“爲何不判決斬首。” 歐陽修回答：“我認爲應該送回服役地複審。”幾天後，士兵服役地送來公函，果然有情可原，罪不當死。
來到夷陵做縣令，歐陽修是父母官，是一把手，是一位可以拍板定案的人物了，但做事卻更加謹慎。剛到夷陵不久，他就拿來以前的案件檔案反覆察看，發現裏邊冤假錯案不計其數，於是，仰天長嘆道：“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一個邊遠人跡稀少的小城，況且是這樣，那麼，天下的冤假錯案就可想而知了。當領導的不深入實際瞭解情況，只知坐堂喊“威武”怎麼行呢?在處理夷陵田契的官司糾紛時，他震驚衙門：對田地沒有丈量登記，衙門的官吏連字都不識幾個，更沒有什麼制度可言，根本不像個官府的樣子。於是，他親自動手，一一重新整理。從此，夷陵大小冤案得以昭雪，縣內大小官員“遇事不敢忽也”。
歐陽修的這種認真仔細的工作作風，一直伴隨着他的一生。宋仁宗慶曆四年(公元1044)，歐陽修爲河北路都轉運按察使時，他深入基層瞭解各級官吏的績能、山川地理的形勢、經濟生產的狀況以及部隊兵糧器械、軍事訓練的詳情，並一一繪成圖表，使河北一路的形勢一目瞭然。有人看他如此用心，頗感不解地說：“你以文章儒學知名天下，還願意幹如此瑣碎的俗事?”他回答：“官府的一舉一動，無不與民衆的生活休慼相關，我怎麼敢輕易地疏忽呢?”在爾後權知開封府時，他更是和他的前任知府包拯截然不同，他沒有包青天的“龍虎狗側刀”，但卻一切依循人情事理，辦事不動聲色，不求搏取聲譽，使開封府井然有序，“事無不治”。也難怪後來清朝的人們要在開封府街東西側各樹一座牌，一邊是“包嚴”，另一邊卻是“歐寬”。可見歐陽修“寬 ”的行事風格，受到了歷朝統治者的推崇。
有人問歐陽修：“您治理地方政策寬鬆簡明，但辦事從不拖拉，這是爲什麼呢?” 歐陽修回答說：“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馳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苟急;簡者，不爲繁碎耳。”寬鬆，是爲了不苛刻武斷;簡明，是爲了不繁縟瑣碎。這就是歐陽修給“寬簡”下的定義，也是歐陽修一生施政的行事準則。朱熹評價他：“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闃然如僧舍。”也就是說，歐陽修每到一處爲官，剛到三五天，鬧事的就減少近一半，一兩個月後，官府就像寺廟一樣，無人鬧事，非常清靜。所以，歐陽修當地方官，“不見治跡，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所去民思”。
第二，探究了“事信言文”的古文理論
所謂“事信言文”，就是指文章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而這一基本的創作理論，卻是歐陽修來到夷陵工作後，才上升到理論層面的。
歐陽修從小就喜歡有真實內容的文章，還在10歲的時候，小歐陽修到一個朋友家玩耍，在一個竹筐裏無意揀到一本破殘的《昌黎文集》，便“讀而心慕焉”，一定要“追之與並”。因此，歐陽修將韓愈的“明道致用” 奉爲經典，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主張“道勝文至”。因此，在“西昆體”這種華而不實的文體作爲當時科舉考試的標準下，歐陽修這位幼年就“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巍然有聲”的文學天才，卻在宋仁宗天聖元年的鄉試落榜，天聖五年的禮部試不中，只得“補習”西昆體，拜西昆體名家漢陽知軍胥偃(他的`第一任岳父)爲師，才得以在天聖八年(公元1030)及第。深受無“道”之文傷害的歐陽修，在及第之後便極力倡導古文，來到夷陵，歐陽修更是“慎勿作慼慼之文”，他認爲“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更加關注和了解現實生活。
夷陵地處偏僻，但在西京便“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的歐陽修，儘管遭貶，卻仍受到全國各地學子的崇拜，登門拜訪、寫信求教的莘莘學子絡繹不絕。有首笑話詩曰：“詩人同登舟，去訪歐陽修;修已知道你，你還不知修(羞)。”描述的就是當時“去訪”的盛況。
歐陽修態度謙恭，有問必答，在這種“教學相長”的過程中，歐陽修對古文理論體系進行了深入的系統的探究。
在回答福建吳秀才的信中，歐陽修提出了文章要有社會性。他認爲“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作者不關心民生疾苦，不關心國家興衰，終日不出書房，只沉迷文辭的雕琢，則“愈力愈勤而愈不至”。
在回答河南祖天擇的信中，歐陽修提出文章要有思想性。他認爲“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學者當師經”。要在老師的指導下，在朋友的討論中，在先哲的經典中，去深化創作的思想內涵。
在回答湖北樂秀才的信中，歐陽修提出了文章與個人品德相關聯。歐陽修坦言在自己的人生歷程中，曾經經歷了兩種人生態度：“貪祿仕以養親”、“學成而身辱”。他提出了“順時取譽”與“卓然自立”的兩種對立的做人做文的態度。如果僅僅滿足於“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如果有志於“齊肩於兩漢之士”，則另當別論。
歐陽修這些闡述文章重“道”的理論，對當時糾正“西昆體”的文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爲反“西昆體”的戰友石介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創作的“議論怪誕，語言僻靜”的“太學體”，從宋仁宗慶曆四年到宋仁宗嘉祐二年成爲流行於學校與科場之間的應試文風。當時有位太學生名叫劉幾，也是江西人，在太學中首屈一指，在嘉祐二年貢舉考試中就寫了一篇怪僻得讓人難以卒讀的文章，最後幾句寫道：“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意爲“天地轉，萬物生，聖人出”。可他卻一連用了三個怪僻字。歐陽修閱後續了一句“秀才刺，試官刷”。也就是說“秀才文章太玄虛了，主考官不予以錄用”。
歐陽修在《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中，明確指出：“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事信言文”的古文理論經過宋仁宗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才最終得以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