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腦是天生的預測機，只要學會觀察的方法，整個世界就是你的實驗室。
讓他讀報，就知道他智商多高
有時我們會根據自己與他人的互動情況，下意識地評價他人的智力水平。
比如你家剛來了一個電工幫你接線，你就會想知道他的水平到底如何;又比如有人來你這裏應聘一個進階職位，你也會想確定他的智力水平是否能勝任這份工作。
當然，我們也曾經被人評估過。在我18歲時，我曾參加父親單位的一場面試，目的是拿到豐厚的大學獎學金。當時我只有10分鐘的時間打動評選委員會，讓他們認爲我有足夠的理由拿到這筆獎學金。委員們拿一個接一個的問題向我轟炸，我則竭盡全力作出漂亮的解答，力圖展示我的智力和才幹，可惜最後還是與獎學金失之交臂。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有沒有可能透過控制自己的行爲來讓自己顯得更聰明、更有才幹呢?
是否人人都會依靠我們身上的蛛絲馬跡來判斷我們的智力水平呢?有研究人員已經用各種方法研究了這個問題。德國的一個研究團隊讓被試者在實驗室裏執行各種標準任務並進行錄像，然後把錄像交給獨立的評估人員以判定被試者的智力水平。結果發現有一個任務能夠很好地預測智力水平：朗讀報紙的標題和副標題。
只需要看3分鐘錄像，評估人員就能準確判斷被試者的智力水平。如果你想管中窺豹，預測他人的思維能力，那就請他朗讀一份《紐約時報》吧。
透過非語言線索也可以推斷智力水平。每個人每天都在被遇見的人“面試”，無論是隨意的交談還是正式的應聘面試。
美國東北大學的研究人員請兩位素不相識的大學生互相認識交流，並錄下他們的幾場對話。然後研究人員獲取這兩位學生的智商分值、學習成績平均值以及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成績：這些數據間呈正比關係。接着，研究人員從每場對話中剪輯出第2分鐘的錄像並交給評估人員進行評估，有些評估人員拿到的是正常版本的'錄像，有些則拿到無聲版，還有些只是拿到談話記錄而已。
研究人員告訴評估人員這兩位學生的智商分值、學習成績以及學術能力評估測試的平均值、最低值和最高值，並請他們估計每一位學生的具體情況。“有聲組”和“無聲組”的評估結果都相當準確，但“談話記錄組”無法作出準確判斷。這說明他們進行判斷的依據是非語言行爲，而非談話內容本身。
大多數人都想在面試、申請獎學金或是拜見未來岳父母時表現得聰明一些，沒錯吧?至少我在參加獎學金面試時是這麼想的。有3條重要線索不但影響人們對他人智力水平的判斷，而且的確會呈現他人真實的智力水平，它們分別是凝視、嗓音質量和吸引力。
能夠看着對方的眼睛，尤其是說話時看着對方眼睛的人，通常被認爲智商較高。而實際上和眼神躲躲閃閃的人相比也確實如此。有證據表明談吐清晰、迅捷、響亮(但不是過大)的人更加聰明。聽衆對說話者個人魅力的感受也可以反映他的智力，但這僅對“長相低於平均水平者”(即長得不太好看的人)奏效。
當然，這些結果顯示的只是平均概率，現實中也存在不少例外。
有很多人富有個人魅力，語速飛快，說話時盯着對方看，但智力平平;也有很多人魅力一般，眼神飄忽不定，語速遲緩，卻是不折不扣的聰明人。我們在裝聰明方面都很在行。好處是如果下次你想在簡短交流場合讓自己顯得更聰明，那多半沒問題;壞處是笨蛋也能輕易騙倒你，讓你覺得他們很聰明。
在日常生活中嗎，判斷哪些人是友是敵也很重要。
我曾就讀的大學是矗立與玉米地之中的文科學院。那時我讀着柏拉圖文集，跟朋友們秉燭夜談，享受着詩琴畫意的生活。但在我大一那年的4月卻發生了一件影響全世界上百萬人的事情：盧旺達種族滅絕。短短100天裏，80萬人慘遭屠殺，其他地區的人卻作壁上觀，對此無動於衷。
在這樣的野蠻屠殺中，有一人表現得無比英勇和無私，他就是保羅.路斯沙巴吉那。他是盧旺達一家進階酒店的經理，在這場屠殺中他用這家酒店庇護了1000多名被追殺的人，他可能因此自身難保。人們稱他爲“非洲的辛德勒”。2005年，路斯沙巴吉那來訪我任職的學校，講述了他的故事。他在演講中說：“我沒有其他辦法，也沒有其他選擇，只能讓我的良心指引我。我所做的不過是良知所致而已。”
也許我們永遠都不會碰到路斯沙巴吉那這樣的情況：“冒着生命危險去拯救他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卻有許多犧牲自身利益與他人爲善的機會：有的老師犧牲早點回家看孩子的時間，課後指導學生的閱讀理解：有的人自己入不敷出，卻拿錢捐助受災的家庭。捐助、助人、分享等行爲都有益於社會，有時人們並不圖回報。
我們都認識一些在我們有需要時挺身而出的人，也認識一些對求助推三阻四的人。那麼，能否在碰到具體事情前，透過某些特徵判斷一個人是否樂於助人呢?
雖然目前還缺少一些研究成果，但至少在實驗室環境中，我們可以給出肯定的答案。一組德國與荷蘭的研究人員安排被試者坐在桌前對着攝像機做自我介紹，然後請他們玩一個遊戲，這個遊戲可以非常準確地判斷人們是否具有利他性格，遊戲很簡單：給被試者60歐元，然後請他們將錢分享給另一個不知名的夥伴。這名夥伴不知道被試者的任何消息，也無權拒絕。被試者可以選擇分出30歐元、20歐元、10歐元或者一分錢也不給，剩下的歸他們自己。
接着研究人員找來另一組不同的被試者，向他們解釋遊戲背後的含義，並給他們展示第一組被試者自我介紹的20秒無聲錄像。然後又讓他們猜測每個人分別分享了多少錢給另一位夥伴。雖然這組被試者並不能準確猜出第一組人給出了多少錢，但絕大部分人都能將那些一毛不拔的吝嗇鬼和願意與人分享的無私者清楚區別開來。只有9%的人無法分辨吝嗇鬼和無私者。雖然這只是一個小小的受控實驗研究，但意味着人們可以透過細微的行爲特徵來分辨無私者和普通人。
科根小組驚訝地發現被認爲最可信、最富同情心和最善良的人和其他人比較而言，攜帶某種變異基因的比列明顯更高。這一基因有助於他們更好地利用催產素(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之一種。——譯者注)。已有數不清的關於信任、捐助等利他特性的研究證實，在非常用心的傾聽者身上普通存在催產素和某種特殊的變異基因。
科根說道：“顯然，人們無法看到基因，因此必然有某種機制將人與人之間的基因差異信號傳達給陌生人。”結果顯示，具有變異基因的人，更經常對他人點頭，凝視和微笑。他們也比其他人的肢體語言更加開放。這些就是以上實驗中人們的判斷依據。不過我曾說過，基因的表達只是影響一個人是否有利他品質的諸多因素之一。儘管如此，我有時會好奇保羅.路斯沙巴吉那是否攜帶那種變異基因。或許他那句“我只能讓我的良心指引我”就是受這種基因的影響吧?不過因爲上面的實驗只研究相關性，所以具體答案還不得而知，不過這實在很有趣。下次當你和戀人認真談話時，看看他(她)有多可信、多富同情心、多善良，你的觀察結果很可能和他的基因情況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