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壓力從何而來?這是許多人都會想問的問題。下面就隨小編去看看高考壓力從何而來吧!
一、精英文化和制度歧視的代價--人爲加劇競爭
當然，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譬如我們教學過程中灌輸的理念就不對：你將來的目標是掃地，那是萬萬不行的。這個問題和我們的文化可能有一定的關係。儒家文化說得好聽一點是比較進取，說得不好聽就是喜歡出人頭地，因爲儒家社會是一個等級分明的社會，“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我倒不是說要否定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從我們法學的角度，我們主要考察的是這個國家的制度，因爲制度影響人們的利益和行爲動機。
譬如說，我們爲什麼認爲掃地是一種很低級的工作?這和我們的制度其實是很有關係的。首先，因爲我們的社會很不平等啊。我今天的主題就是不平等。顯而易見的不平等是經濟不平等，但經濟不平等是和我們的制度有關係的。我看這些環衛工人起早貪黑，工作很辛苦，但是因爲他們缺失了一些憲法權利，導致他們在和僱主談判過程中沒有足夠的力量爲自己爭取比較體面的工資。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工人沒有結社自由，不能形成一個真正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的工會，才導致他們的工資待遇和社會地位偏低。如果我們有了結社自由，這些情況能夠得到改觀，那麼我們教師在提倡平等理念的時候應該會更有底氣、更有說服力一些。
當然，阻礙素質教育的最大症結還在於我們的教育制度本身。有人問，一箇中學校長或小學校長到底應該做什麼?我說他其實做不了什麼，這件事情不是你想做就能做，你想給學生素質教育就能提供素質教育。因爲誰都知道，這個國家的教育--整個的教育--都是圍繞一件事情。從高中、初中、小學乃至幼兒園，就是爲了最後這一件事情，那就是高考。基礎教育本身就存在很多不平等。憲法規定了平等權和受教育權，意味着至少小學到初中這9年的義務教育應該基本平等，但其實全國各地都有巨大的不平等。不僅基礎教育城鄉之間存在巨大差距，不同省市之間存在很大差距，即便在北京市內平等嗎?顯然也是不平等的。四中、人大附中這些學校屬於“第一梯隊”，它們的師資等各種投入都是一般學校不能相比的。我前幾天去海淀的十一學校講憲法，他們的硬件條件可以說比北大還好。既然學校有好有差，這樣競爭壓力就來了。首先，要上一所好的小學;小學畢業，要考一所好的初中;初中畢業，又有中考……這樣，我們的孩子從小學到高中，12年無時不處於殘酷競爭的巨大壓力之中。
然而，我們爲什麼要上好的高中、初中和小學?無非是爲了考上一所好的大學。事實上，我們的“好”學校就是以考分爲衡量標準的。你的高考戰績不行，素質教育再好也是白搭。下面我就談這一個環節，因爲它是最根本的環節。那就是我們的招生考試製度。我們12年的教育，不就是爲了最後這麼兩三天的考試嗎?我想對於中國來說，絕大多數的家庭都是這樣的。把這個高考當作指揮棒，我覺得本身沒什麼錯。入學考試不可能沒有，而學習不可能和考試脫節，但是它給這上億的孩子造成這麼大的壓力，那肯定表明我們的體制出了問題。古代儒家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然後才能修身。但是我們的學生心首先正不起來，他們面臨多大的壓力啊!我孩子還在上初一，而且在北大資源中學，壓力並不是壓力很大的，肯定不如人大附中的壓力大。但是作業也是經常做到晚上十一二點。
毫無疑問，孩子成了我們家中最辛苦的人。我覺得中國父母確實很難給小孩子一個很合適的榜樣。孩子貪玩很自然，甚至沉迷於遊戲也好理解，因爲他覺得自己比誰都辛苦。我們回家還可以稍微放鬆放鬆，但是他得繼續寫作業到很晚。大家也許比我更清楚，這種巨大的壓力極大地扭曲了每一箇中小學生，這些未成年人。我不知你們怎麼想，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我認爲他們過的日子比我們那個時候還要差，甚至可以說差多了。過去30年，中國很多方面都進步了，但是中小學的教育卻未必。雖然我們給他們灌輸的知識多了很多，但是這些知識說實話有什麼用啊!絕大多數的知識是將來用不上的死知識，現在學得越多，死知識肯定是越多。數學搞題海戰術，進行各種奧數訓練，屢禁不止，但哪怕最精英的中學，最拔尖的快班、實驗班，你說當中有幾個人會專門從事數學研究，或哪怕是教學工作?沒有幾個。那麼他們學那麼多數學幹什麼?人生有限，時間都有一個機會成本。那麼多的時間花在數理化，其他的方面他肯定會被嚴重忽視。
所以我們一定要從源頭上找到壓力的根源。應試教育廣受詬病，其實早在我上學那個時候就已經提出來了。我是1980年參加高考的。那個時候，這個趨向就已經相當明顯，但是我剛纔講，我們這一代的生活要比我們的孩子要幸福得多。上中學不久，恢復了高考，正好也需要用功了。也從那個時候開始，應試教育問題就已經提出來了。三十年來，可以說愈演愈烈，素質教育越來越遙遠。
我們早先做的工作主要是從反歧視出發，先是招生歧視，後來又出現了考試歧視。原來是“全國一張卷”，這可能本身有點爭議。全國一張捲到底好不好，還是分省考試更好?這個問題可能扯得有點遠。我個人是主張“全國一張卷”。當然，這張卷可以是多次考試、多元化的考試，這樣能夠更加準確測量學生的綜合素質。但是任何考試必須是全國統一的，否則錄取就無法做到公平。但是從2002年開始，全國越來越多的省開始實行自主命題，從而導致了今天這種格局，讓所謂“非京籍家長”的隨遷子女遭遇了巨大困惑。招生指標問題一直存在，從50年代就開始就一直如此。但是隨遷子女的考試成爲一個問題，是從最近這10年纔開始的。所以教育領域的問題一定要正視。我覺得我們的教育改革並不總是越改越好，有些方面是越改越糟糕。
二、教育管制的後果
當然，中小學之所以建立極不平等的分班考試製度，根源還在於高考壓力。管制人爲造成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實際稀缺，加上表面稀缺。
但是我今天想重點討論另外一個相關問題。其實，即便我們解決這些歧視，哪怕我們恢復了全國一張卷，實行統一考試，甚至實行統一招生--按照同樣的標準招生。我們仍然解決不了今天這個素質教育落實不下去的問題。因爲壓力還在那兒。這個壓力爲什麼存在?在源頭上，壓力的根源在於我們搞的計劃教育。計劃教育不僅歧視，而且也造成一個很直接的後果，那就是優質教育資源供給的極度稀缺，就和以前的計劃經濟一樣。我們發佈票，所以我們就缺布;髮油票就缺油，發糧票就缺糧。這是計劃經濟的一個直接的後果。
怎樣才能減輕學生的壓力?我想這是教育部門和從事教育工作的各位不斷思考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提了30多年，不但沒有得到解決，而且每年的壓力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我覺得這是極不正常的`一個現象。之所以造成這麼大的壓力，根源還是在於所謂的“計劃教育”體制。計劃經濟從1978年小崗村的包產到戶改革那個時候就開始解體了，但是計劃體制的教育卻一直維持到現在。教育也許是計劃模式的最後一個堡壘。正是因爲計劃模式，所以就產生了種種歧視的現象。我們早先在做招生和考試歧視課題。我們的招生歧視就是計劃體制非常典型的體現。它是一個配額制，就像計劃經濟的各種票一樣。在座和我同代的或比我年長的都知道，但是各種票滿天飛，糧票、油票、布票、肉票，幾乎所有重要物資都要票。我們今天的大學招生仍然是採用這種配額制度。任何的大學，人大也好，北大也好，所有的大學都對全國來自各省的考生有一個配額，也就是招生指標。這是計劃體制的很清楚的體現。
讓我們來看看教育資源供給爲什麼會極度地稀缺。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供需關係。我們每年大概有900萬到1000萬的考生。你也可以對他進行分流，分成職業考試。我覺得某些分流會有幫助，或許會減輕考試壓力。比如減免理科生的文科考試。這樣可以讓他的發展更有偏重，也許會造成一定的偏科現象，但是會減輕一些他的壓力，因爲準備的科目少了，不過最終也許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效果，因爲考生們會用更多的時間去投入理科的競爭，未必是好事。不論如何，這種邊緣性的改革是不足以從根本上減緩考試壓力的，因爲我們的供需關係還是擺在那兒。你有這900多萬的考生，又有多少學校去吸收這些考生呢?
三、歧視性管制
我們今天的毛錄取率已經很高。北京我想能做到80%，跟我們那個時候考大學不是一個概念。儲朝暉老師說是4%，那真是百裏挑一，競爭可想而知是很激烈的。但是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現在這個錄取率是以前的20倍，但是我們的競爭壓力可能也是以前的10倍甚至20倍，這是怎麼回事?這是反市場規律的。你的供給大大增加了，需求增加但是沒有增加那麼多，豈不是壓力應該減輕嗎?但是沒有，爲什麼沒有?我認爲，這種表面上的供給增加並不能夠說明問題。我們的優質教育供給或許並沒有增加，或者說至少我們認爲它沒有增加，甚至因爲歧視和過度管制而有所減少。我們今天的孩子有那麼多的大學可以上，二本、三本，還有民辦大學，但凡是有一點雄心的孩子都不會看得上這些大學。他不會把他們作爲選擇的目標的。他們看得上的大學無非就是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這麼少數幾所或幾十所大學。也就是我們的教育部圈定的40來所985，百來所211。至少你得考上一個211重點大學。如果你連這個都考不上，那你在國內讀其它大學就是在浪費自己的青春;如果你不在國內讀大學，那麼在國內上中小學也成了浪費時間。至少在短期內，我們解決不了中國的教育問題，改變不了考試的現狀，緩解不了考試的壓力，這也就決定了中小學不可能實行素質教育。如果上不了國內的一流大學，那麼有條件的話趕緊把孩子送出國，否則在國內混4年確實就是荒廢了。但是難道事情就本該如此嗎?我覺得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改革30年，雖然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我認爲至少大學研究的知識層次得到了極大的提高。我們今天不要說是數理化，即便是文科--法學、哲學、教育學……北大、人大教出來的博士有什麼問題?去一所普通的大學，把課講好，把知識準確傳授給學生，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啊。今天進入中國的大學任教的，基本上都是要博士畢業，因爲每年各大高校畢業那麼多博士首先要吸收。經過這三四年博士訓練，他把課上好難道有問題嗎?那爲什麼我們高質量的大學還是這麼少呢?這首先是歧視的直接後果，因爲我們的教育部門自己就把學校給圈定死了。如果我是班上的第一，那麼我就要衝北大，讓我考其它學校我還不願意。你考北大，就得面臨北大的競爭。但是如果你設想一下，在中國其實不止有一所北大、一所清華。而是有10所、20所，甚至更多的北大，競爭壓力是不是成倍下降了?
我自己是1980年在江蘇參加高考的，我那時候的考分應該是可以考北大，但是我沒有選擇上北大。我選擇上南大，因爲在那個時候，高校剛恢復招生不久，各個學校之間的差距還不是那麼大。尤其是在985這套系統工程開始之前，各所學校大致上是平等的。南大要比北大總體上稍微次一點，但是它也有很好的專業，比如說我報考的物理專業就很好--當然，它現在仍然自認不輸北大。我考到南大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要考慮，譬如我是南京人，離家近、成本低。雖然我也知道北大總體上更好一些，但是權衡起來，我還是可能會選南大。上了南大，我也感到很滿足，至少當時沒有後悔。我高考的時候雖然有壓力，但還不是那麼大的。我即便考砸了，比我實際考的低了許多分，仍然可以上南大物理系的。
我們現在透過行政手段，把學校分成三六九等。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讓我們大家都只盯着中國大學的“冰山一角”，我們在乎的就是那麼幾十所學校，而這幾十所學校還要搞什麼“精英教育”，要模仿哈佛、耶魯，控制招生規模。北大、清華的招生規模就控制在3000多人，其它985、211估計也差不多。就是這麼一些學校，這個數學誰都會做，全部加起來招收的也就是那麼三四十萬人。對於每年900多萬的考試大軍，無疑是杯水車薪。這是造成那麼大競爭壓力的根源。
我是北大的，所以今天就專門拿北大說事兒，其實這個問題對於每一個學校都存在的。北大是這種教育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但這對北大的長遠發展其實是不利的，因爲你等於是被國家“圈養”起來了，而沒有處在一個和其它學校平等競爭的環境當中。只要你是北大的，你就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就和國有企業一樣。缺乏自由競爭，不僅企業水平會下降，大學水平也會下降，無論對研究還是對教學，都是不利的。我們從市場經濟的邏輯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把大學分成三六九等以後，無論在大學的准入和建立，還是招生和投入方面，都對他們給予不同的對待。其實，都是“國立大學”，就應該享受平等待遇。北京就有很多所謂的“部屬院校”，都是主要由全國納稅人供養的，都應該受到同等的對待。那些認爲自己沒有受到平等對待的老師，應該透過法律手段推動這件事情。要打破國家的這種區別對待，因爲它不僅歧視了高校，而且也歧視了老師。就拿教育學來說，你說北大搞教育的就比儲老師搞得好嗎?至少儲老師不會同意的。
民辦教育當然要自食其力，但是民辦教育在招生方面就遭遇巨大的歧視。我認爲，光是招生這一個環節的歧視就足以把大學的位置定格，因爲這個招生分一批、兩批、三批。北大、清華等少數高校可以“提前招生”，然後一本、二本、三本挨下來。越往後，招的學生成績越差。不只是中小學有的學生上課睡覺，我看大學情況也未見得好到哪裏去。說不定更嚴重，因爲考上大學，也沒有什麼考試壓力，到了二三流學校也沒有什麼前進的動力，人也疲倦了--我們中國都是把所有的學習都在中小學學完，到了大學反而不學了。這就是爲什麼我們的水平上不去啊。正是到了大學、到了研究生階段，才需要刻苦學習，但是我們的孩子在中小學學得太苦了，沒有衝勁了。這樣的學生素質決定了這樣的學校是找不到好老師的。所以它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你找不到好老師，好的學生不會願意去;你招不到好的學生，好的老師不願意去……
怎麼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呢?沒有辦法的。每次坐火車，我都能看到北京火車站登的吉利大學招生廣告。你說人大需要做這樣的招生廣告嗎?北大需要做招生廣告嗎?北師大需要做這樣的廣告嗎?這種現象體現了民辦大學在中國的弱勢地位。這種弱勢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透過制度人爲造成的。所以我們的民辦大學註定就是三流“野雞大學”，永遠成不了一流大學。它們成不了一流的大學，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對我們的影響就是自己的孩子受苦，導致了我們的孩子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去爭北大、清華，寥寥無幾的幾所學校。吉利大學永遠不會成爲他們的首選。如果說哪天我的孩子成績差到那個程度，最後只能考慮上民辦大學的話，那我準備把他“掃地出門”了。這種想法當然不對，但即便不對也是挺自然的一種想法。
對比一下美國的情況，他們最好的大學不就是“民辦大學”嗎?!哈佛、耶魯都是私立大學，公立大學永遠擠不進前三名--美國只有州立大學，沒有“國立大學”，即便有的話很可能也只是三流學校。我們經常拿宋氏三姐妹作爲一個例子。她們上的就是多數國人不知的“民辦大學”，衛斯理安女子學院。爲什麼美國最好的學校都是民辦大學?首先是因爲美國政府沒有歧視私人教育，也沒有劃定什麼985、211去衝“世界一流”。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是如果把它們放在我們的體制下，一定是辦不出來的。大家知道，宋氏三姐妹上的威斯里安女子學院本科教學是不比哈佛、耶魯差的。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本科教學非常好的大學。其實在我看來，本科教育就是高中教育的一種延伸。目的不是爲了培養高精尖的人才，不是爲了培養諾貝爾獎獲得者。你把教學這件事情做好，到底有多難呢?其實你讓愛因斯坦講相對論，完全未必比一個剛出道的博士講得更清楚。我們不需要北大、清華，就完全能夠把本科的教育做好了，把本科教育這塊牌子給打出來、立起來。但是現在之所以做不到，根本的原因是在於我們這種計劃教育所必然帶有的歧視。
當然，計劃教育更直接的問題是管制。管制直接導致優質高等教育的稀缺。這種管制之所以不能放開，部分是因爲意識形態和政治控制的的需要。這也許解釋了政府爲什麼不願意放開教育，但是這種管制直接導致了供給稀缺的後果。這和糧票必然導致糧食稀缺，肉票必然導致肉食稀缺是一個道理。其實，國外大學因爲人口下降而招生招不滿，所以許多大學開始考慮到中國辦學。紐約大學已經在上海設有分部，杜克大學好像是在蘇州設了分部。但據我所知，這個紐約大學並不是給中國人開辦的，而是給美國學生來中國學習提供方便的。以後會有更多的國外一流大學到中國來辦學，如果說我們可以放鬆限制，有更多的這些學校到中國來，到什麼地方辦學都可以，越是邊邊角角越好，幫我們發展老少邊窮的高等教育。因爲我們經常講說，中國教育資源的地理分佈是極不均衡、極不公正的。首先，所有的大學理所當然都在城市。而且越是發達的城市，大學越好越多。這就是爲什麼大多數名牌大學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兩個招生考試歧視的堡壘。如果我們有更多的國外大學能夠到中國各地去辦學，無疑有助於我們打破高等教育資源稀缺和分部不均衡格局。我也聽過教育學者建議，到新疆戈壁灘去辦一所北大分校，其實哪有這麼容易啊。至少在我們目前這種格局下，要做到教育資源的均等化沒有好幾十年是辦不下來的。但是如果說有更多的國外大學進來，那至少能夠幫助我們極大地緩解稀缺的情況。幫助我們建立更多的北大清華。甚至遠比兩校更好的學校。你說有這麼多的優質大學供中國考生挑選，豈不就從根本上解決了我們的高等教育供給問題，我們的考試壓力不就減輕許多了嗎?這纔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說這個問題不解決，你怎麼推動“素質教育”都是沒用的，最後必然都會跟着高考這個指揮棒轉。
我80年代剛到美國去留學的時候，幫教授做本科助教。那個美國教授語重心長地告訴我說，你別對美國學生期待太高，因爲這些傢伙四分之三的都能上大學。他們的錄取率跟我們今天差不多，但是人家那個75%是名副其實的75%，他的大學教育水平其實是差不多的，至少本科教育是如此基本平等的。當然，也有一些文化因素。比如對美國人來說，你上了哈佛並不一定就能找到好工作，所以也就不一定非要削尖腦袋去鑽那幾所名校。當然在統計上，還是上好的大學，找到的工作必然越好、薪水越高。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你跟他怎麼講道德都是沒有用的。但是至少各個學校的差距並不大，東西部、中部的優質教育分佈不是像我們這樣極端地失衡，都有很好的大學。最重要的是，他有大量的提供大學優質教育的“民辦院校”。尤其是剛纔所說的這些貌似不知名的非研究型本科院校，提供了優秀的本科教育。
四、教育改革方案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怎麼辦?我也沒有想好，草擬了幾個方案，都是很不成熟的想法，僅供大家參考。首先，最簡單、最直接的就是本科擴招。現在好像沒有誰在提擴招。因爲擴招變成了一個貶義詞，似乎成了教育質量下降的罪魁禍首。我覺得不是這樣的。我們要區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中國可以衝擊諾貝爾獎，但這是研究生教育主要要做的事。本科教育對天才的發現、發掘當然也有幫助，但是你要看到，爲了挖掘這一兩個天才，最後犧牲了多少人。我覺得本科沒有理由不進行擴招。北大、清華的招生規模學美國的哈佛、耶魯，要搞“精英教育”，但怎麼不相像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5倍，即便要學他這個樣版，是不是也應該把錄取人數乘以5。我認爲這是可以實現的，只有些次要的技術問題，譬如住宿怎麼辦。中國大學目前管吃管住，將來就市場化運作，學生自己去找房子，學校只負責一年級新生住宿。
這個辦法我早先提出來，作爲解決招生不平等的手段。因爲現在的招生標準首先是地方保護主義，北大對北京考生給的名額按照考生的比例來算，是外地的考生好幾十倍。怎麼樣去緩解這種地域歧視?有人提倡“同比例錄取”。如果這麼做肯定要打破頭了，北京的“土著”既得利益者絕對不幹的。我們早先在推進異地高考過程中，就已經被他們罵死了。但有一個辦法，那就是透過擴招，把擴招來的名額投入到外省。既然實現不了完全的平等。因爲不可能擴招好幾十倍，但是至少能夠緩解目前這種名額分配的嚴重不平等。當然，跟我們今天的話題相關，那就是能夠降低高考壓力，因爲優質大學招生的人數多了。至於教學質量，小班上課固然比大班好，但是透過多媒體教學、多設助教等技術手段，基本上可以解決大班授課質量。我不認爲，本科擴招會降低本科教育的質量。我給學生上憲法課。現在是200個學生不到。你擴大5倍，1000個人也沒有什麼問題，把教室變大一點，甚至搞一個視頻教育。我認爲都沒有什麼問題，技術方面可以跟得上的。當然，技術不足以解決資源稀缺問題。
第二個方面就是在教育體制的平等化。平等化首先要求國家至少對於自己養的“孩子”要給予平等的待遇。這種不平等是多面向的。北大從統計來看，人均產出、核心期刊或“一流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當然一定要比河南大學這樣的學校高，但這個結果本身就是歧視造成的。原來河南大學是很好的一所學校。透過1952年院系調整瞎折騰，才折騰成今天這個樣子。招生程序上的平等，就是取消分批次錄取，改爲一次錄取，不限申請學校的數量。這個好像已經列入了教改計劃。所有學校都統一面向考生招生。考生願意報哪所學校都可以。而且應該取消申請學校的數量限制。申請可以適當收費，像美國大學那樣。你想多報考幾所學校，那可以啊，多花點錢就是。但是不要再搞現在這種分批次的招生。當然，你找什麼招生辦的人，他會給你擺出一套道理，爲什麼要保留這套制度。但這些道理都是計劃模式的大背景下才有必要。單批次招生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這樣才能保證中國各所大學之間的平等競爭。這種平等競爭也能減少北大清華這些圈定的名牌大學養尊處優的傾向，同時讓二三流水平的學校看到上升的希望。在這個歧視的體制下，就等於透過體制判了他們死刑。所以他們就會自暴自棄，不會努力。進了這樣的學校，學生和老師都看不到有任何上升的空間，所以我們人爲扼殺了很多優質高等教育的產生。
最後就是放鬆准入，去管制化，凡是符合資質的學校都應該讓它們進來。當然了，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出國，把小孩子送出去。在我們的那個年代，當然是天方夜譚了，我們出去都得靠公費或拿對方獎學金，否則簽證都申請不下來。現在送出去也是一個辦法。而且現在越來越多。中國經濟發展了，有錢的家庭越來越多，但是畢竟只能侷限於少數，甚至可以說是極少數。我沒有做過統計，百分之多少有這個經濟條件能自費送出去。然而，如果能讓外國大學到中國開設分校，提供大致相同的教學模式和師資，豈不好得多?在中國接受教育的成本肯定要遠比在國外低，還用不着遠涉重洋之苦。幹嘛要把一年四五萬美金的學費投入到波斯頓大學這樣的學校?難道北大就做不到和他們一樣好嗎?我們目前所面臨的這種困境，完全是自己設定的。所以我認爲要從根源上來思考這些問題。目前，歧視及其所造成的優質教育資源供給的極度稀缺之間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因爲你想想，我們之所以要歧視，其實就是因爲我們的資源稀缺。北京“土著”爲什麼拼命不願意放開異地高考，連考試都不願意放開。就是因爲北京的教育、文化、經濟資源相對來說太豐富了。如果全國各地的資源都差不多，誰還在乎一定在哪兒考試、哪兒錄取?兩者之間形成的這種惡性循環一定要打破。怎麼打破?我覺得必須要從根源上。每年我不知道有多少億的孩子，每天都面臨這種困境和這種不人道的壓力。而不幸的根源就在於憲法賦予他們的自由權和平等權沒有得到落實，
教育對於一個國家來說至關重要。雖然我在大學教書，但是我一直主張，對於一個人的成長經歷來講，基礎教育要比大學教育要重要，因爲它對於一個人的個性、品格、能力等各方面的培養都比大學重要。到了大學以後，學生人格已基本定型了。我這個學期教大一新生，他們求知慾還是很旺盛的，但我多少有點感覺，到那個時候再給他像樣的教育，似乎爲時已晚，因爲很多方面都已經成形了。然而，今天基礎教育存在的許多問題又不是基礎教育改革本身所能解決，因爲問題的癥結在於考大學這個“鬼門關”。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的基礎教育永遠沒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