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題報告是由選題者把自己所選的課題的概況(即"開題報告內容")，向有關專家、學者、科技人員進行陳述。然後由他們對科研課題進行評議。再由相關部門綜合評議的意見，確定是否批准這一選題。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出來的教育學論文開題報告，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愛彌兒》大義——盧梭教育哲學研究
目 錄
一、選題背景
二、研究目的和意義
三、本文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論
四、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及研究框架
(一)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
(二)本文研究框架
五、寫作提綱
六、本文研究進展
七、目前已經閱讀的文獻
一、選題背景
踏足《愛彌兒》研究之路絕非一個簡單隨意的沙灘拾貝，因爲後者始終沒有擺脫興之所至的盲目性。但這並不是說沙灘拾貝毫無可取之處，若說真正的思想面臨的是無路可走的荒原，那麼沙灘拾貝未嘗不是莫大的驚喜。不過，這同時意味着，只有當這驚喜作爲沿途之風景而歸屬於更加宏闊的道路時，也即，只有當貝殼不僅僅是作爲美麗的貝殼而更是作爲透露出海洋資訊的海之貝時，這驚喜才能超越自身而成爲思想的。思想是道路的奮力延伸，一切不過是作爲腳下的路而將被裹挾於身後的。對《愛彌兒》的到達，同樣是惟一之思想在探索之道路上暫作回望的滯留之處。
首先，生活乃是一切問題的源出和歸宿，對《愛彌兒》的朝向也正是根源於此。我們當下引以爲傲的生活被普遍定義爲現代生活：“在許多現代社會中都存在着一種普遍的傾向，要將一種優越意識與現代性意識聯繫起來”[1]。現代人認爲歷史總是在進步的，但這一源自啓蒙運動的對進步的樂觀精神在 19 世紀末開始變得灰暗：“在法國之後的時期，現代社會被描繪成破壞性的和異化的”[2]。奉行理性和技術的現代性，在“耗盡了文化的意義”(韋伯)之後在根本上造成了現代人的“無家可歸的狀態”(海德格爾)。所以，作爲生存於現代性中的我們不得不回溯現代性的源頭以便重新檢審我們生活的根基。在此一回首中，盧梭以一種突出的樣式展示在我們面前：“現代性的第一次危機出現在讓-雅克·盧梭的思想中”[3]。危機，乃是常態與危險因素的碰撞，這就意味着在危機之處，我們不僅能夠目睹現代性的根本樣態，亦能反思現代性的根本問題，細究之下，盧梭以一種拒斥而又推進的形象矗立在現代性的道路上。
其次，在盧梭看來，“在人類所有的各種知識中，對我們最有用但是是我們掌握得最少的，是關於人的知識”[4]。盧梭在他的第二論文裏以醒目的方式展示着他對古代和現代生活的雙重批判，在此，盧梭從根本上把握了現代性的特徵所在：正是關於人的認識的變革導致現代性的誕生。這也正相契合“主體性”作爲“現代性的基本概念”[5]所標示出的深層內涵。但是，盧梭關於人的知識的探究並不僅限於“人是誰”這樣的科學式的疑問，他更爲關心的，乃是“人應當是誰”這樣的深具人文關懷的問題。而這就意味着，《論不平等》作爲人類之進程的歷史展示僅是“一個可資參考的資料”[1]，更爲重要的，乃是在此一資料之上對人類生活的重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和科學，傾向於破壞的成分多，傾向於建設的成分少”[2]。言外之意，《愛彌兒》纔是那最終的目的。所以，《愛彌兒》纔是盧梭思想的根本展示。最後，盧梭在教育中呈現自己的根本思想意味着他對教育的獨特觀念：教育乃是“一切有益人類的事業中，首要的一件”[3]。教育關切的是人之爲人，也即以人爲目的`的事業，而這也正是現代社會的根本謬誤：將人作爲工具：“某一專業的一個精英學者很像工廠裏這樣一個工人，他終其一生無非是做一個特定的螺絲釘或者手柄，隸屬於一種特定的工具或一臺機器”[4]。教育所展示的這樣一種對人的工具化的理解鑄就了當今現代的技術化的生活，一切都在異化爲可以算計的物。正是遠眺到了這一點，盧梭纔將文明社會的拯救寄希望於教育。這是一種遠不同於古代和現代的思想，蓋因爲他爲教育賦予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是教育，而不是政治或者科學，纔是人類現代生活的救贖所在，這正是盧梭對問題重重的現代性的救治方案。所以，沿着對現代生活之追溯的指引，我們不得不將目光聚焦於聳立在現代性轉折之處的盧梭上。而盧梭的思想或明或暗地被全部容納在盧梭的教育論著《愛彌兒》裏。《愛彌兒》不但揭示了現代生活的由來和問題所在，更重要的，它亦以一種值得深思的方式展示着人類生活應有的朝向。這也就是必得研究《愛彌兒》的根本原因。
二、研究目的和意義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兩個，也即，在通達盧梭根本思想的道路上：1、呈現作爲教育著作的《愛彌兒》在盧梭著作(思想)中的集大成的位置;2、深究盧梭的教育哲學思想與現代性的關聯，梳理出盧梭不同於其他現代性思想家的現代性方案，展示盧梭作爲“現代性思想家”而不是“反現代性思想家”的根本地位。
三、本文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論
一般地，對於西方思想家，其生平與思想並沒有太大的關聯。這當然不是以愚蠢的形式否定思想家的思想是在“生平”中得以孕育和展現的，而是說，在“知”、“行”分離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從生平中窺見思想家的真實思想，所以，對生平的研究實在不是件緊要的事。但是，盧梭是極其特殊的一位：“盧梭的作品與其人格個性的聯繫實在太緊密了”[2]。原因一方面在於盧梭童年的經歷塑造了他的一生奉行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將此番“塑造”明確地彰顯在《懺悔錄》裏。對盧梭生平的最好的介紹當然是他的自傳——《懺悔錄》，但是，很難有人能夠跳出自身來評判自己，這對滿是激情和堅定信仰的盧梭而言更是如此，所以我們需要來自他者的重新梳理和審視。薩利·肖爾茨[3]、雷蒙·特魯鬆[4]之類的著者顯然意圖做這樣的工作，但是，此類傳記大部分停留在對《懺悔錄》的簡要重述上，並未對其做更深入的反思和解讀。不過，對此，近來有兩個研究趨勢頗爲值得關注。一是布蘭查德的《盧梭與反叛精神——一項心理學研究》。觀其書名，能夠很清晰地看到著者的意圖：“本書最好被描述爲對盧梭和他的政治理論的心理分析”[5]。這樣一種研究傾向顯然建立在現代心理學的興起之上，換言之，這是一種現代人的口味。無人能夠否認心理學的價值，但是，心理學意圖透過科學的確定性來客觀地把握人腦的活動——思想，這實在遠遠超出了它的能力範圍，所以，當它最終得出“盧梭建構理想的政治體系時他所陷入的兩難境地的解決方法：個人偏見，個人口味，凌駕於公共利益之上的渴望，對於理智執行的感情損害”[6]這一結論時，一種更爲廣闊的對思想的思想被“心理活動”所遺忘了。盧梭的生平乃是作爲“思想”生平而不是一種童年心理創傷的成年反映。另一研究傾向乃是與政治哲學的現代復興相伴而生：《盧梭的榜樣人生——作爲政治哲學的<懺悔錄>》。凱利看到了“盧梭修改了一些重大事件，以某種有意義的順序加以記載，精心描繪，以揭示這些事件的一般含義”[1]，但是，他將盧梭對其生平的展示解讀爲“盧梭意圖樹立一個新的榜樣人生，可以儲存文明的幸福而無傷政治利益”[2]，這實在有着過度解釋之嫌。因爲在《懺悔錄》裏，盧梭宣稱這是“一副完全依照本來面目和全部事實描繪出來的人像”[3]，這就是說，盧梭是在陳述自己的生平，他的榜樣或者理想人格，不在於他自身，而在於《愛彌兒》。盧梭對“重大事件”的揭示，在童年時是爲了肅清他的思想的來源，在中老年時，則是爲了清白名譽的申辯。綜上看來，盧梭的生平並未得到應有的如實的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