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在大城市裏生活的外來務工人員，他們早出晚歸、一年無休，幹着最苦最累的活兒；他們憑雙手賺來的辛苦錢不僅要養活自己，還要養活一家子，是家庭的“頂樑柱”。他們的工作穩定性差，社會保障水平低，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如何增強他們的消費信心，讓“漂泊者”的生活也有底氣？
工作不穩定，總是換不停
“我沒什麼文化，不好找工作，經常幹了這家就得愁下家，這樣下來收入水平不太高。每個月的收入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或者存下來給孩子日後備着，自己的生活開銷勉強能維持就行了。”
——家政服務員張大姐
張大姐今年40來歲，已經在北京從事了近10年的家政工作。她說：“我沒什麼文化，不好找工作，經常幹了這家就得發愁下家，這樣下來收入水平不太高。老家生活負擔重，每個月的收入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或者存下來給孩子日後備着，自己的生活開銷勉強能維持就行了。”
張大姐老家在四川，爲贍養老人、撫養兩個孩子，她隻身一人來到北京當保姆。這幾年她前後換了七八份工作。往往一點小誤解就讓張大姐“丟”了工作，總是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
不確定的工作帶來不穩定的收入，制約着張大姐的消費水平。如今，她每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平時自己每月只留下100元，剩下全都寄回老家。由於吃住都在僱主家，每月，張大姐在生活上的花費只有三四十元，買護膚品的花費只有1.5元。
“大女兒在上高中，學校要交費，加上平時的生活開銷，一個月要1000元左右，小兒子每個月給花120元左右。” 張大姐對一家人的生活精打細算，可是，因爲沒有合同保障，收入不穩定，顯得力不從心，“如果可以的話，我想找個中介公司掛靠着，能找到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
前不久，一項針對2004年至2011年7年間進城務工人員生活消費狀況的調查顯示，工作不穩定是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2004年，被訪者中有跳槽經歷的農民工比例爲23.7%，到2011年，這一比例爲40.6%，上升了近二成，同時有39.5%的農民工計劃在1—2年內換工作。
與此同時，農民工的消費水平也在下降，其日常生活開支佔收入的比例快速下降。調查顯示，近年來，雖然農民工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其支出更趨保守，日常開銷的比例降低，而儲蓄的比例有所增加。2004年，進城務工者的`日常生活開支佔其收入的41.5%，儲蓄佔其收入的22.1%，寄給家裏人的錢佔其收入約爲22.9%。2011年，這三項的比例分別爲20.1%、47.4%和21.2%，日常生活開支的比例急劇縮減。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顧海兵認爲，人在年輕的時候，可以多換換工作，但被動地不斷更換崗位並不利於社會的發展。對於進城務工人員工作不穩定的狀況，顧教授認爲，除了開展就業培訓，提高他們的就業技能外，應該加強勞工合同的規範性，政府應引導和規範小企業加強用工合同制度，爲農民工穩定就業提供保障。
社保不完善，自己擔風險
“來北京打拼，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對於物質生活，我沒有過高的要求，平時也不敢多花錢。只希望孩子少得病，長大了，能留在北京讀書工作。”
——拉麪館小老闆小肖
在北京朝陽區某小區旁邊，來自甘肅的小肖經營着一家小拉麪館。用餐高峯期最忙碌：收款、上菜、打掃、接外賣電話……小肖一刻不停地在店裏忙活着。
“2003年是我和我丈夫最困難的時候。”當時，他們夫妻倆住在每月花350元租來的地下室裏，每天就靠啃饅頭、就豆腐乳過日子。那段時間，小肖有了身孕。“當時在北京的醫院生孩子，至少要準備4000—6000元。因爲沒有醫保，這些錢只能自己想辦法。”小肖說，他們東拼西湊，終於湊齊了這筆錢，“那個時候收費還比現在少，如果是現在，到北京的醫院生孩子，我們外地人根本生不起。”
孩子出生後，身體一直不太好。小肖說，孩子2歲的時候，得過一次肺炎，醫生說要住院，但住院的花銷實在太大。因爲沒有北京戶口，小肖孩子的看病花費也得自己掏。“我只能每天抱着孩子去醫院打點滴，來來回回地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個時候耽誤了，現在孩子一感冒發燒總是咳嗽得很厲害。”
醫院是小肖最不願意去的地方。她還記得，一次爺爺來北京看病住院，花了7萬多元，最後回家只報銷了7000元，大額的醫藥費用讓家人很頭疼。“平時就怕孩子、老人生個病、吃個藥什麼的，一生病，這點辛苦錢算是白賺了。”小肖說。
兩年前，小肖租下現在的店面，從老家找了些親戚幫忙，開了這家拉麪館。半年前，餐館纔開始盈利。除去每年7萬元的房租等費用，小餐館月收入 4000—5000元。其中2000元用來交孩子的學費，600元用來支付鋪面房租。“因爲自家開飯館，吃飯的錢倒是挺省的，加上平時必須的日常開銷外，我們沒有什麼餘錢可以拿來花。”小肖說。
“來北京打拼，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對於物質生活，我沒有過高的要求，平時也不敢多花錢。只希望孩子少得病，長大了，能留在北京讀書工作。”小肖打算着。
很多城市中的外來務工人員都是青壯年。顧海兵認爲，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最終都會迴歸農村，最後真正留在城裏的人很少。因此，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同時，也要注意城鄉社會保障的區別和銜接，在城市工作時要爲他們提供保障，將來回到農村，這些保障機制和措施也要能夠延續、銜接起來。
掙錢不容易，花銷連連漲
“兒子在北京打工子弟小學上學，一學期學費要2000多元。平時，吃飯、房租、買生活日用品、給孩子交學費成爲主要的開銷。”
——水果攤販小董
小董今年30歲出頭，在北京豐臺區某社區一角擺了個水果攤。埋在堆積如山的桔子堆裏的，是小董的妻子阿華。他們倆一個來自廣東佛山，一個來自河南周口。兩人每天早上5點起牀，夜裏9點收工。
2008年，他們剛到北京，在豐臺區南五環租了一間房子。兩人沒日沒夜地幹，每月最多掙兩三千元，但在那時，生活開支也比現在少，每月租金只要200元，除房租外，每天最大的花銷就是吃飯，“每頓飯最多也只花五六元。”小董說。
如今收入漲了點，每月能掙四五千元，但是生活成本漲得更快。“兒子和我們住在一起，在北京打工子弟小學上學，一學期學費要2000多元。平時，吃飯、房租、買生活日用品、給孩子交學費成爲主要的開銷。”小董說。
“現在一家人吃頓飯，沒有幾十元錢下不來。還有其他各種費用都在漲。”阿華說，三口人回家過年是奢侈消費。“從北京到佛山坐火車差不多要22個小時，硬座就得253元。每次回家過年，光是路費就讓人受不了。”
顧海兵認爲，增強城市外來務工人員等城市中低收入者的消費信心，一定要逐步賦予他們同城待遇，推進社會公平，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另外，出臺優惠政策措施，爲中低收入人羣自主創業創造有利環境，也是增加其收入、穩定生活預期、促進消費的有效途徑。政府應該營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給小企業稅收和政策上的支援，促進小企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