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某日，A客戶攜帶一份房屋租賃合同找到筆者。A客戶租賃B商務大廈約300平方米辦公面積，因拖欠房屋租金，B商務大廈發來書面信函，要求解除租賃合同，並要求A客戶向B商務大廈賠償剩餘租賃年限對應的房屋租金作爲賠償。A客戶前來諮詢的時候，已經從B商務大廈搬出，並且A此前租賃的場地已由B商務大廈租賃給他人。
按照合同的約定，A客戶和B商務大廈對於合同提前解除的損失賠償計算方式，確實是“合同解除後的剩餘租賃年限所對應的租金”，也就是合同提前解除後、剩餘的未得到履行的租賃期間的租金。這是一種典型的以“預期可得利益”計算解除合同損失賠償的約定。如果按照合同約定條款執行，客戶需要支付鉅額賠償。但是，這條約定本身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問題。雖然A客戶違約在先，但目前B商務大廈在A客戶違約行爲發生後，已經收回了A客戶承租的場地，並繼續收取租金;如果讓A客戶按照合同約定，把還沒有使用的、剩餘租期的租金作爲違約金支付給B商務大廈，這就意味着B商務大廈因爲A客戶的違約行爲，獲得了在剩餘租期內收取雙倍租金的權益。
本案涉及合同解除後的損害賠償問題，是合同法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案例。根據《合同法》第97條規定，合同解除後，當事人有權要求賠償損失。但，像本案這樣的約定是否能夠獲得法律的支援?A客戶是否必須按照上述約定支付損害賠償?筆者對此持否定態度，具體分析如下：
一、從《合同法》對於合同解除權的設計上看，解除合同的損害賠償不應包括“可得利益損失”。
首先，合同解除的目的，是自解除之日起，溯及既往地消滅合同雙方的法律關係，使合同雙方當事人達到訂約前的狀態。這種效力是向前追溯的，對於未來的權利不得提前實現。因爲，在合同一方出現違約行爲時，作爲非違約方的救濟途徑並不僅限於“解除合同”一種，非違約方亦可選擇要求違約方繼續履行合同並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這兩種不同的選擇所導致的法律後果是截然不同的.。如果非違約方選擇繼續履行合同，那麼非違約方有權依照合同約定，繼續享受合同權利，獲取合同利益。但是，如果非違約方選擇了“解除合同”，則意味着非違約方自行終止了合同法律關係，在此前提下，無論是合同的違約方、還是非違約方，對於合同終止後剩餘履行期間所對應的權利，都已無權享有，因爲合同在解除之日已經終止，任何一方都不再具有獲取未來可得利益的法律依據。合同解除是溯“前”而不溯“後”的。
其次，從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出發，在非違約方行使合同解除權後，也不應再支援非違約方對於預期可得利益的要求。非違約方行使合同解除權的初衷，多是爲了重新與其他方建立新的合同關係、獲取新的合同利益的機會，這是利益博弈的結果，也是作爲行使合同解除權一方自己做出的選擇。如果允許行使合同解除權的一方在獲得新的訂立合同機會的同時，還可以按照原有合同額外獲取合同利益，這就意味着在同一合同期間內，行使合同解除權一方可以獲取雙份利益，這顯然違背了合同法最基本的公平原理。因此，從這一點而言，合同解除與預期利益損害賠償是不應並存的。
二、合同雙方的書面約定是否可以有所突破?
《合同法》並不限制合同雙方當事人在法律框架下，對於各自的合同權利義務做出靈活約定。在本案所涉合同雙方對於合同解除後的損害賠償已作出書面約定的前提下，承租人一方是否可以以《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對抗上述書面約定?
合同可以“設權”，但這種權利的設定，應當以法律爲準，不應突破法律的原則。誠然，《合同法》中對於合同解除後的損害賠償是否包含“預期可得利益”，並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從《合同法》的基本原理來看，同時支援合同解除與預期可得利益損失賠償，對於行使合同解除權一方而言，顯然是額外獲得了利益，對於違約方而言是不公平的。從本案的實際情況來看，作爲承租人，在簽訂租賃合同時，其合同地位是相對弱勢的;在發生欠付租金的情況後，出租方已收回租賃場地，且轉租給他人。雖然出租人與承租人對於解除合同後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有書面約定，但筆者認爲，合同約定應當有法律基礎作支撐。如果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使守約方因違約方行爲獲得了額外的合同利益，法律有權利給予干預，平衡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益，這是不違反法律與意思自治的關係的。
本案後經雙方協商不成，B商務大廈向上海某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損害賠償人民幣100萬餘元。在審理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在法庭主持下達成和解，最終以A客戶支付人民幣15萬元賠償調解結案。
爲什麼白紙黑字寫下的合同條款不執行?難道合同白訂了嗎?在此要提醒大家，訂立民事合同，確實鼓勵合同雙方進行相對自由的約定，但合同約定不能突破法律的基本原理和原則，“簽字畫押”只是完成合同訂立行爲的方式，合同條款的法律後果，最終還是要由法律來評價。因此，並不是合同中的任何約定在簽字蓋章後都一定會得到法律的支援。在簽訂大額商務合同時，預先對於合同條款進行設計，其實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