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較的前提是文化接觸與交流，沒有文化的接觸，就談不上文化的比較。中西圖書館文化的接觸和交流源遠流長，一部圖書館事業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圖書館接觸和交流的歷史。中西圖書館文化交流經歷了古代東學西漸到近現代西學東漸兩個完全相逆的階段。來新夏先生將文化劃分爲三個層次：即表層的器物層、中層的理論制度層和深層的文化心態層。由此圖書館文化也可分爲物質層、制度層和精神層三個層次。[1]藏書是圖書館文化賴以存在的重要物質基礎，本文試圖從古至今分三個階段對中西圖書館藏書文化進行比較研究。
第一個階段：東西方古代形態各異的自然書寫載體比較
在早期圖書館的發展過程中，書寫的材料即藏書的載體十分重要。載體是圖書存在的依據，又是圖書賴以傳播的憑藉。由於載體的不同，出現了各種生產製作圖書的方法，形成了各種書籍制度和多種不同形態的圖書。同時圖書館藏書的編排和使用也隨着載體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實上，在人類歷史的整個過程中，人們幾乎嘗試過使用每一種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種最合適的書寫材料。在這個過程中人們試用木片、石片、各種金屬片、各式的獸皮、樹葉、樹皮、布匹、泥土以及紙張作爲書寫材料。由於社會發展程度、自然環境和科學技術水平等諸多原因，中國和西方國家在使用的書寫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導。
在造紙術發明之前，中國古代書寫載體主要是龜甲、獸骨、青銅器、石頭、竹木片和縑帛。中國文字發展到殷商時期，已經很進步了，當時記錄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當時占卜的記錄，因此又稱它爲卜辭。因爲多是刻寫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陽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內容涉及很廣，是殷商時期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情況的真實記載。從殷墟出土的'甲骨，並不都是單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將較長的卜辭分刻在幾塊龜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龜甲有的截成半圓形，中鑿一孔，貫連起來，稱爲龜冊書。這就是我國最早的典籍。中國圖書館，從殷墟甲骨卜辭起，即隨着社會前進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進，所以說，殷墟甲骨卜辭是對中國圖書館進行研究的起點。
隨着殷商後期人們對冶煉鑄造技術的掌握，生產了銅、錫等金屬器物，青銅原是銅、錫的合金，以青銅爲材料做的青銅器是商周時期極受重視的器具，分爲禮器、樂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禮器是統治權力的象徵，所以被稱爲“重器”。當時的統治階級凡遇重大事情，必鑄器物一件，並把那樁盛事記於青銅器上。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稱爲銘文，或金文、鐘鼎文。銘文的內容極爲豐富，涉及當時戰爭、盟約、條例、任命、賞賜、典禮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雖然銘文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書籍，但卻起了書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時期一種重要的歷史文獻。
簡牘是對我國古代遺留的寫有文字的竹簡和木牘的概稱。用竹片寫的書稱簡策，用木版寫的叫版牘。由於竹木方便書寫和易得，漢代以前，簡牘是我國圖書的主要載體形式。竹木應用於書寫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冊”“典”二字不僅指甲骨龜冊，也包括史官記錄帝王誥命的“簡策”。簡策從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紀，對後世影響很深。
縑帛是絲織品的總稱。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與製作絲織品的國家。制絲織絹在殷代已較發達。帛書與簡策幾乎同時並行使用。縑帛作爲書寫的材料，只要有筆墨，就能立刻寫出來，具有質地輕軟、便於攜帶、易於收藏等特點，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蝕、經久耐用，纖維能適當伸縮，卷舒自如，便於閱覽，很適宜繪畫和製圖，可彌補簡牘之不足。但縑帛當時是與同等重量黃金進行交換的貴重物品，而且產量也有限，所以價廉易得的簡策是當時的主要文獻載體。[2]
古代西方應用最普遍的書寫材料有三種，大多數現存的早期文獻都是記載在這三種書寫材料上，即紙莎草紙、泥版和羊皮紙。其中應用時間最長、區域最廣的可能就是紙莎草紙了。紙莎草紙出產於尼羅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