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電影 研究 的領域應該比跨國電影研究的範圍更廣。電影研究除了重新思考歐洲中心主義的 問題 ，還應該超越追蹤金錢流動的規則，同時強調電影生產、發行、放映和接受的語境、文字、互文性和潛在文字等方面。在比較的框架中，本文列舉 中國 電影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和尚未充分 發展 的課題，例如觀衆研究、盜版現象、文學改編、電影及其他 藝術 （戲劇、攝影和影像）之間的跨媒體性等等。本文還強調跨學科性對我們理解包含於電影語言和技術中的跨文化視覺性所起的關鍵性的作用。
【關鍵詞】 比較研究 跨國研究 跨學科性 跨媒體性 跨文化視覺性
一、電影研究的兩種視野：比較與跨國
1995年，威爾曼（Willemen）作出一個有趣的評論：“儘管比較文學有許多 歷史 缺陷，但必須承認，電影方面的比較研究尚未存在。更糟的是，由於 目前 電影 理論 中的種族主義偏見，急需的比較電影研究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取代目前強加於大學生中的電影研究。”①
威爾曼對於比較文學的評論引起我的興趣，因爲我從中看到了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北美比較文學研究和電影研究迥然不同的發展軌跡：儘管比較文學先前在文學理論方面的優勢得到了廣泛承認，但比較文學卻不得不在人文學科規模日益縮減的趨勢中掙扎求存；相反，電影研究近來則在欣欣向榮的跨學科領域裏得以繁榮發展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種族中心”爲其理論基礎的比較文學，在學界中漸漸退位於 英語 系，因爲英語系經過數十年的重新調整，現在已自稱是跨民族或至少是後殖民的學科。這種反諷來源於比較文學也曾強調過自己具有的類似的跨民族立場，儘管其理論基礎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徵。歐美比較文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現代 “民族國家”的思想體系，它研究各民族文學對“總體文學”（general literature）所作的“特殊”貢獻。“總體文學”需要跨民族國家界限的運作和多語言的技能，它所隱含的跨國族性體現在它揭示了一種文學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將諸多民族文學結合在一起，從文學主題、母題、類型、模式、風格和運動中 分析 出可以辨識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共性（如人文價值和審美理想），並透過民族文學之間的 影響 研究和平行研究，進一步建立文學可比性的 方法 。回想起來，西方的比較文學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 時代 的逐漸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爲純粹意義上的民族文學本來不過是個神話，而支援比較和跨民族研究的文學理論已不再僅僅屬於比較文學領域了③。
另一方面，儘管電影研究正在繁榮發展，但它依舊在獲取其獨立的學科地位方面遇到許多難題。它的跨學科性質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大學管理階層的矛盾決定：在美國的愛荷華大學，電影學脫離傳播學系與比較文學系合併，而同時在印第安納大學，電影學則脫離比較文學而併入傳播學系。這些決定可能看似不合邏輯，但事實上，電影學與比較文學可以相容的.看法已經存在相當一段時間了。
問題在於，爲什麼威爾曼當年提出的那種“急需的比較電影研究”至今仍未成型？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當然是個主要原因，威爾曼對此有着尖銳的批評：
學術界的學科領域的擴張創造了就業和院系擴張的機會。結果是，在歐美電影理論模式中成長的學者急於在一些新的領域——例如中國、日本和印度的電影研究——插上旗幟，佔據位置。在這方面，這些學者和院系阻礙了真正的比較電影研究的來臨，試圖把歐美電影和美學理論的範式強加於非歐洲的文化實踐中。④
爲了挑戰電影研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威爾曼揭示了兩種具有爭議的研究模式：（一）“投射性的挪用”（projective appropriation）關注於“征服市場，消除競爭，鞏固壟斷”；（二）“自動發言”（ventriloquism）雖被認爲體現了“壟斷者／帝國主義者的內疚”，但卻“允許他在繼續其獨裁壟斷”的同時裝扮成“受壓迫者”的模樣⑤。爲了獲得真正的比較視野，威爾曼借鑑巴赫金的“他性”（alterity）概念，主張以利用“創造性的理解”進行雙向交流：這不再是簡單地將“對話”與其他文化的產品相結合，而是利用自己對另一種文化實踐的理解，重新觀察和思考自我文化的格局⑥。因此，比較電影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投射或輸出某種理論範式，而且還是重新審視和反思這種理論的本來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