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訊，發諸西周，幾經變革，終乎清末變法，存續幾千年，成爲中華法系一大特徵；其存在有其公道性和歷史客觀性，但其主流的消極性卻一直着後代的司法制度，包括我們當今的司法觀念。
刑訊作爲古代斷獄的一種手段，因其產生甚早，流傳久遠，而爲中國法制史者所關注。然而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筆者意欲從刑訊制度的產生及其沿革進手，進而探尋刑訊制度產生的原因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以期對該制度有一個較爲清楚的熟悉。
“刑訊者，訊問獄囚以刑求之之謂。”也就是說，刑訊是借用行刑的來審問人犯，從而查明案件***的一種司法手段。但這種說法也有不確之處，由於在中國古代刑訊的對象不僅限於“獄囚”，同時也可適應於“告人”。依《唐律》，被告受訊而被拷，拷限滿而不首者，則反拷“告人”，即準前人（被告）拷仗數，反拷“告人”。刑訊最早見諸文字是《禮記·月令》：“命有司省囹圄，往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這裏的“掠”就是指刑訊。因此，“從《禮記》記載的內容來看，西周是已有刑訊還是較爲可信的。”在秦代，近年出土的《秦律·治獄律》＜一＞審理案件“毋治掠爲上，治掠爲下。”＜二＞“訊獄必先盡其言，毋庸輒詰。其辭盡，及以詰者詰之，復詰之。”“更言不服”依律“治掠”。可見秦代訓囚用刑。另據《史記·李斯傳》說李斯被“榜掠千餘”，《廣雅》篇說“榜，擊也。”《蒼頡篇》注說“掠，問也。”這是秦代已有刑訊的又一證據。至於漢代，夏侯嬰與高祖善，因戲傷嬰，嬰自告情，謂未受傷，告者不服，移獄，嬰以此坐笞掠數百。”又，漢宣帝即位，路溫舒上書肯陳尚德緩刑，在他談及當時獄吏所施行的拷問時曾說：“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可見刑訊拷問在漢代已較爲普遍。可是我們考察上述材料來源，可以發現，除李孚甲在其《中國法制史及引論》中提及《秦律·治獄律》一材料外，其餘材料皆出自史傳，因此學界通說以爲，刑訊作爲一種制度而著之於律令，始於南北朝時期。“就刑訊之制而言，秦漢刑訊不見於律令，或爲法官一種***威，如秦之“榜掠”是也；或默認之事實。……，至於漢景帝捶令之設，原爲笞罪之刑具，非爲拷問之設，吏濫用之，非本意也，南北朝以刑訊著之律令。”“惟刑訊著之於律令，則始於南朝梁之所立之測罰，陳承之。”所謂“測罰”即“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應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
自樑以後，刑訊正式爲律所規定，開始了刑訊制度化的歷史。“北魏鞫囚限於杖五十，歷北齊、北周至隋，各有其刑訊之制。”在此期間，各朝刑訊之制雖有不同，但總的趨勢是日漸嚴酷。延至唐代，中國封建法制的各種制度臻於完備。《唐律》首先規定了刑訊適用的條件：“先備五聽，又驗諸證言，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拷掠”。《唐律疏義·斷獄》“訊囚察辭”條規定了刑訊立案的程序，“立案見在主座同判，然後拷訊。若充使推勘及無官同判者，得自別拷。”由此條可見，在一般情況下，司法官在行刑前首先要立案，並由所在主座共同審判。關於刑訊的實施和禁止，在《唐律疏義》“拷囚不得過三度”條中也有規定：“諸拷囚不得過三度，總數不得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決罰不如法”條規定：“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拷訊者亦同。”關於刑訊的禁止主要體現在“議清減老少疾分歧拷訊”條，該條主要規定了禁止刑訊的特殊對象，即享有議、清和減等特權的職員，70歲以上的老人和15歲以下的孩子，身體殘疾者等。唐代固然對刑訊制度作了較爲嚴格的規定，但由於中國古代斷獄過分依仗口供，一些官吏爲案件速決或爲貪求賄賂，即使在唐代酷吏枉法，竟以嚴刑訊囚之事也是司空見慣。據史記載，高宗時官吏以殘酷爲能。以致於將人犯不卸枷鎖打死也不受追究。武則天登基以後，任用來俊臣等酷吏掌典大獄，不問案情輕重，動輒對人犯行灌耳、囚於地牢之刑。尤爲甚者，酷吏竟將人犯盛於甕中，四周架火烤炙。兩宋之時，刑訊制度寬猛不一，宋太祖時，對刑訊的使用作了較爲嚴格的規定。“今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治掠，其當訊者案具白長吏，得判及訊之，凡有司擅掠者，論爲私罪。”但是到了南宋法紀鬆馳，刑訊之制又趨於嚴酷。元代規定，除非對強盜，不得施以嚴刑。對情節嚴重的犯罪，假如需要加以刑訊，必須有長貳僚佐會議立案，並且元代規定了不得法外用刑，治罪。明承唐律，嚴格規定法官拷問人犯的責任。嘉靖年間，規定對於殺人、盜竊、搶奪等嚴重犯罪而故意不招的，用嚴刑拷訊，其餘的犯罪則使用鞭、撲等一般刑訊。明襲唐律，清又襲明，歷朝嚴審刑官濫用刑訊之禁。康熙時禁止大鐐、短夾棍、大枷的使用。滿清末季，西風東漸，外迫於西方列強之勢，內困於積貧積弱之弊，清末變法修律，1908年擬定《大清現行刑律》，1909年奏進，1910年頒佈施行，這在中國法制史上才第一次明令廢止了刑訊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