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已經成爲提高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途徑。而文化傳播於遙遠的空間、觀念距離，文化的流失與變形，甚至於危機就成爲文化之存在面臨的一個問題。少林寺作爲中原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知名品牌，可謂傳播“有道”，傳承亦“有道”。溯本求源，少林寺住持釋永信就保守與創新、傳播與傳承及文化傳播中的控制等提出的相關觀點，可以給予我們源自中華傳統文化和佛教經典的重要啓示與啓發。
【關鍵詞】釋永信;“入世禪機”;中華文化;國際傳播
今天的世界是一個多文化、多語言的時代[1]，跨文化交際、跨語言交際成爲主流的交際方式。文化—精神作爲“社會發展之起源”[2]，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成爲提高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途徑。然而，文化傳播於遙遠的空間、觀念距離，文化的流失與變形，甚至於危機就成爲文化之存在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因爲傳播有傳播的“遊戲規則”，傳播之策略研究是傳播成功的基礎與前提，跨文化傳播尤顯突出。比如肯德基進入中國要賣豆漿，而進入印度則會賣咖喱。換言之，傳播中的文化是否會演變爲一種“新”的文化，起碼蘊涵了新的“要素”?傳播之本意是帶來某種易於傳播之目的的母文化的異文化，其結果卻面臨是否要在某種程度上“改變”的選擇。包括兩種文化相遇時彼此自然的相互影響，都成爲傳播中的文化要面對的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答案亦是頗多。國內的觀點基本可以歸納爲三大類：民族主義的危機論、自由主義的普遍價值論[3]和介於兩者之間的中間論。其中，前兩派觀點的對立與衝突是頗爲激烈的。簡言之，中華文化之國際傳播面臨一個悖論：傳播，還是傳承?
少林寺作爲中原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知名品牌，在世界範圍內可謂聲名遠播。當然，無論是今天的少林寺，還是它的當家住持釋永信，都從未離開過各種評價的漩渦。顯然，少林寺的國際名望與釋永信出家少林儼然是兩條並行的線索。漩渦的核心就是：少林寺可謂“傳播有道”，那麼傳承是否亦“有道”?少林寺或者可以算做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彼此攻擊對方的當代“標本”。溯本求源，釋永信的一些觀點，將從一個側面揭示其中的玄妙，不妨借用釋永信著作《我心我佛——釋永信方丈禪語錄》中的一個章節名稱“入世禪機”，來總攬這些觀點。
保守就是創新，創新就是保守
有人詬病少林寺二十幾年來的發展模式，認爲千年古剎一改傳統佛教廟宇的清靜，過於“入世”，“寺將不寺”。也有人稱之爲“創新”，換言之，現代的宗教存在模式必將不同以往，變化是必然的。處於爭議中的釋永信表現得非常平靜，在他看來，這種爭議是沒有存在的前提的。他以中華文化傳統爲基點，進行了以下闡釋：“我自認爲是堅定的保守者，因爲我們的傳統，蘊涵着創造性地應對現實人生以及社會、自然問題的智慧資源，對我們來說，保守就是創新，創新同時就是保守，一禪一武，一動一靜，出世入世，保守創新，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現和選擇的。它們從來不是二元論，而是一回事，沒有分別。”[4]
他的回答似乎進入了循環論證的“怪圈”，而如果把這一觀點與當代法國著名漢學家佛朗索瓦·於連在其《論效力》一文中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闡釋，就會發現有異曲同工之效。於連認爲，當西方人直面某個“局勢”，並強制性地約束它時，爲的是改變它，中國人則陪伴着它，和它結爲親密夥伴。在後者看來，所謂“效力”之精髓便是“順勢而爲”：“勢”乃一切，唯設法竭盡之[2]。
鑑於此，對於爭議雙方而言，其思維之起點是西方思維模式。文化“傳統”就是我們面對的某個“勢”，當其在傳播過程中面對某種問題時，將作爲我們的對立面：傳播與傳承出現牴牾時，只能是一種二元的選擇題。追隨前者，強調傳播之策略與效力，爲此對文化做出調整，謂之創新;反之，追隨後者，強調文化之傳統與本源，竭力維持文化之“應有面貌”，謂之保守。這樣，“改變”成爲創新的本質，保守則是“不變”。“改變”就是西方近現代史中的“關鍵詞”。而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中不存在這種“保守”與“創新”的對立，或者說兩者是“親密夥伴”，強調彼此是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這便是釋永信的“保守就是創新，創新同時就是保守”。在釋永信看來，少林寺的今天與昨天沒有什麼不同。“順勢而爲”是一切發展之趨勢，其中勢必有“創新”，而這“創新”是“保守”的自然表現：“因爲我們的傳統，蘊涵着創造性地應對現實人生以及社會、自然問題的智慧資源”，不是“勉強爲之”，更不是“急流勇進”。所以用西方思維模式來理解這種“變”與“不變”的關係，動輒倒向一邊的觀點於他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少林寺今天之影響力與存在模式，就是這座千年古剎的“自然之道”。
如此來看，釋永信並不存在一般人關於保守與創新的困惑，因爲中華傳統之智慧使他沒有這種西方式的困擾：一切關於少林寺文化之國際傳播的誤解或許正是這種傳統智慧缺失的結果。
傳播作爲傳承的有效渠道
“禪武合一的少林功夫是中國佛教乃至中國優秀文化走向世界、促進人類理解與和平的方便法門，而擴大對外交往，也是保護少林千年法脈傳承的有效途徑。”[4]“讓少林文化走向國際，將少林弘揚爲響亮的中華文化品牌，最終形成以少林寺品牌爲核心的文化產業，這樣才能確保中華文化的弘揚，實現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4]
在釋永信看來，正如傳統與創新的關係一樣，無論是少林文化的傳承，還是中華文化的復興，都離不開文化的傳播，離不開文化影響範圍的擴大。換言之，傳承就是傳播，傳播就是傳承。傳播與傳承從字面上看，都包含了“傳”的因素，其區別在於“傳”的範圍：傳播指向更廣泛的範圍，尤其是對於不同的文化羣體;傳承則指向一個既定範圍，指向一種代際傳播。所以，傳播與傳承的關係可以描述爲：更廣泛的傳播有利於文化的保有與不衰。文化，尤其是作爲一種建築於羣體之上的文化，其羣體基礎是其存在的依據，而傳播或傳承都是羣體互動的重要方式與渠道。文化的“傳”是在既定範圍內，還是更任意的、更廣大的範圍，無疑都是這種文化擁有更廣闊與堅實的羣體基礎。所以，“傳”是文化的生命所在。從這個角度看，傳播與傳承沒有質的區別;如果一定要在兩者之間做一個區分，那麼今天，我們更關注的是傳播，一個更大範圍的“傳”，傳播作爲傳承的“有效途徑”。無獨有偶，著名文化學者Hall對於文化與傳播的關係也進行了類似的描述，那是他廣爲流傳的一句名言：“Culture is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is culture。”“communication”可以譯作“交際”，也可譯作“傳播”，兩種譯法緊密相關、互相補充。Hall認爲文化作爲與某一羣體息息相關的符號系統，其起源、發展與傳承離不開交際或傳播;反過來，交際與傳播受制於文化，沒有文化，就沒有有效的.交際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