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由大財政演變爲大銀行出發點是改變資金的無償供給，殊不知發展到後期卻出現了畸形的單一銀行信用問題；八十年代中期，理論界就提出了發展金融市場，並開始了實踐嘗試但就是呼之不出，市場無響應；而當多數人士轉而主張先發展貨幣市場，後發展資本市場的時候，股票市場卻在滬、深兩地海嘯般地涌了出來；股票市場歷經一陣火熱，正當成爲上下關注的焦點，似乎中國面臨的諸多改革及發展問題都可藉助股票市場來解決之時，卻疲態盡顯、擴容維艱、問題四起，任憑管理層推出政策鼓動，也激不起投資者的入市熱情。與此同時，企業債券市場也是雖鼓譟不斷卻未見啓動。然而另一方面，儲蓄存款規模在屢屢調低利率的背景下竟依然快速擴大。上述局面或許又是有關當局在提出發展資本市場、降低間接融資比重的改革決策時未曾充分估計到的。如此等等，都令人去思考：
其一，中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居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金融資產？企業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融資品種？而從根本上講，社會的金融資產結構最終是決定於居民的財富配置需要還是企業的融資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對於金融資產結構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們是否有必要重新審視其影響程度與着眼基點。
其二，變更金融結構的政策無疑是着眼於改善金融體系的效率。而對效率的理解，此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決策層幾乎都是從單一金融資產的功能出發，去考慮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進而希望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雖然近年來風險的分佈防範也開始被納入金融結構政策的關注視野，但是，究竟怎樣纔算實現了金融體系的配置效率？社會總體的金融資產結構又怎樣纔算稱得上協調、適應、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餘年來，中國金融資產結構的突出變化無疑當首推股票市場的發展，目前股市卻集中暴露出不少問題。應該講，這些問題的形成原因，大都可歸咎於中國轉軌時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場自身制度構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規制定和實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爲什麼每一個問題的凸現和解決，無一不觸及到股票擴容和資金擴容的矛盾？這一矛盾困擾股市已多年，管理層在平衡發展和穩定的關係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導致具體政策搖擺不定。然而對此矛盾，在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總的政策取向下，人們的習慣思維往往是把它視爲中國特有的背景關係，卻不是直接看作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果是一個問題，那麼就有必要質疑，中國的股票資產歷經數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經超越了居民現階段的實際需求？而我們對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過重？對其發展進程設想得是不是也過份樂觀？
二、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與金融資產結構變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係爲研究對象，通常的思維範式是去探尋一個理想的金融體系應該包括哪些品種，以及各種品種之間應該保持什麼樣的相對規模，才更能實現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細一掂量，這一思維範式實際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對於不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各種金融體系，是否能夠直接、孤立地加以對比，區分出孰優孰劣、何種先進而何種落後？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我們可以從經濟發達國家中選擇出視爲成功的金融體系作爲構建的參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資產品種。需知，從技術角度講這是極爲簡單易辦的事。再者，怎樣纔算實現了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也是無法量化、難以評估的，尤其是事後更難以說清、確知它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因果關聯性。
其實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只是理解金融體系效率內涵的一個方面。而更重要、擺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
金融體系及其所屬的金融資產結構作爲社會經濟制度構架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是一個歷史範疇，歷經了漫長的漸進演變。翻開各國的金融史，在不同的歷史時序階段，金融結構的變化表現出大多是受到外來力量的衝擊或是權力人物的`強制政策而振動反覆，偶發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經濟執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擾亂的影響。但就大的事件框架來講，它總是呈現出與實質經濟的發展並行推進的。一個成功的金融結構體系只有適應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實質經濟狀況，以及各國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纔會促進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斷的振動和變化中完善和存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