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女性主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傳入我國並日漸盛行，該理論被廣泛應用於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這不僅爲古代文學史的重新審視提供了新的視角，同時也成爲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手段。女性主義在文學批評領域的引入，有助於我國傳統的以男性爲中心的文學史的研究，並導致道德觀、價值觀乃至審美觀的變化，並有助於構建我國新時期女權主義者所極力倡導的“雙性和諧”的詩學體系。兩漢時期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文學史、美學史乃至思想史形成的重要時期，同時也是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審美特徵與價值觀念固化的重要時間節點。因此，基於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對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進行重新解讀，能爲中國女性主義理論研究提供有益幫助。
一、漢代文學中女性主體性地位與社會身份變遷
1. 漢代文學中女性主體性地位的消解與重構
一般認爲，私有制的產生與發展是對偶家族與夫權社會產生的催化劑，並直接導致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首次出現於人類社會。在這一背景下，從原始社會羣婚制解放出來的婚姻關係，便以家庭的形式凝固下來，並不斷消解女性主體地位，使其逐步淪爲男性的私有財產和生育工具。上述轉變從先秦到兩漢一路走來，成爲社會變革的重要表徵，並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漢代是我國封建禮教初步形成的時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重要建議，儒家學說從此成爲中國文化思想的正統，從此人們的思想與行爲也逐步走向單一化。特別是在倫理方面，董仲舒提出“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這一論斷成爲封建社會婦女要遵循的“三從四德”的雛形。而漢代的文學作品則與思想領域的轉變遙相呼應，一般認爲當時劉向的《列女傳》與班昭的《女誡》是當時婦女們社會與家庭行爲準則的主要文字。其中《列女傳》是以男性的視角所提出的女德要求，而《女誡》則以女性的身份提出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奠定了兩千年封建社會男女不平等的理論基礎。三從與貞節觀念的產生界定了兩漢時期開始的中國婦女的屬下地位，完成了對女性主體地位的消解。但任何矛盾都有其兩面性，道德對女性的束縛剝奪了她們的許多權力，但同時又賦予她們另外的權力，也就是這種束縛所造就的性別差異，可以使婦女透過對自身貞潔的肯定來實現某種威望，從而獲得某種超越感的心理體驗。因此，當前對女性主體性的重構，應避免過分的性別對抗，而應結合社會歷史現狀，實現雙性和諧互動的良好關係。客觀而論，漢代乃至整個封建社會時期文學中屢受當代女性主義者詬病的作品，其實並非無一是處。例如漢代文學作品中對女性意識的表達和認同，尤其是男性作家對女性形象的心理活動體驗以及審美特徵的表達，說明相當部分的作家與作品並沒有將女性置於男性的對立位置上，因此並不可全部予以否定。
2. 漢代文學中女性社會身份的變遷
許多中外論著都談到了女人的“三性”，也就是女兒性、妻性和母性。“三性”不僅是中國傳統女性一生的三個不同階段的詮釋，同時也深刻體現着女性本身的社會身份特徵。
在女兒性方面，班昭在《女誡》中指出: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而從女兒一詞的結構來看，爲兒前加一女字，說明雖然男尊女卑，但是女兒也要擔當兒子之道義，也正因爲如此，纔有班固的“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的感慨。漢代以來，隨着女性主體地位的日漸消亡，她們只有透過構建自身的“德”這一新權力，透過對自身高潔品質的肯定，而獲得社會的認可。反映到女兒性層面，就表現爲忠孝、勇氣乃至非凡的才能。這些無論真實還是虛構的女性形象，也是原始女性意識的某種自然流露。
在妻性方面，隨着漢代以來封建禮教的逐步形成，女性被限定在家庭之中，同時也要承擔與之相對等的各種義務。除了操持家務，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保證對丈夫的`絕對忠誠，即使死了也不可停止。但另一方面，道德對男性的約束很輕，面對丈夫的背叛，女性唯一可以動用的力量就是情與理。因此，在漢代文學作品特別是詩歌中，怨婦的形象屢見不鮮。漢代著名的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詩歌透過男女主人公真摯的愛情和悲劇性的結局，告誡父母不要無端干涉子女的情感，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積極意義。班婕妤是西漢歷史上著名的棄婦，其失寵之後，並沒有就此沉淪，而是依靠自身的道德力量活下去。她在《自悼賦》中說“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她本人也因此成爲封建時期女性的道德典範。
母性是漢代文學作品中婦女的第三重身份。如果說當時婦女的妻性身份主要透過賢淑與勤勞的道德品質獲得，那麼母性則主要展現在教育方面。例如班昭在《女誡》的第四章明確提出德、言、容、功等關於女性的四大德，是我國傳統文化中關於女性美的最早界定，其強調的並不是外表，而是教育作用之下的內在美。也正是因爲教育使得當時的母親們能夠實行舉止上的自我規範，纔有機會在當時的夫權社會中一展才華，爲自己贏得地位。
二、漢代文學中女性形象的藝術發展
漢代是我國古代文學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開始變得豐富多彩，同時在藝術性上也呈現出發展變化的特徵。女性形象在藝術上突破了先前時期那種簡單與粗糙，創作手法日漸提高，並逐步走向成熟。
1. 從生活的真實到藝術的真實
漢代的文學創作主要以詩、賦爲主，其中詩歌到漢代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賦的產生相對要晚得多，但是也在漢代趨於成熟。雖然不同體裁的文學樣式在兩漢時期的發展狀況存在巨大差異，但是文學創作逐步擺脫生活的束縛，使作家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逐步顯現出來，從而使文學作品邁向藝術真實。文學特徵的變化也反映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以詩歌爲例，先秦時期的《詩經》大多描摹的是生活中真實的女性形象，其中的思婦往往十分大膽、熱情，同時還具有一絲潑辣。而漢代《古詩十九首》中的思婦則褪去了熱情與潑辣，顯得溫柔和敦厚，呈現出一種思而不怨的特徵，這些思婦形象已經經過了作家的藝術化處理，將現實生活中諸多女性的美好特徵集於一身，這種藝術化的女性形象，顯然比生活原型更具韻味和美感。
2. 女性形象從平面化向立體化演進
先秦時期的文學作品中，由於表現手法、篇幅等諸多限制因素的影響，對女性人物的表達多是基於生活中的一個片段和側面，因此這種表達具有明顯的平面化特徵，也就是隻展現了人物的一個側面，豐滿性稍差。漢代初期樂府詩中的女性形象仍有此方面的不足，例如《陌上桑》中對秦羅敷的表達重心是她的貞節，其他方面較少涉及。而後來的文學作品則產生了明顯的進步，例如敘事名篇《孔雀東南飛》的篇幅明顯加長，因此可以依靠足夠的筆墨展現人物特徵，塑造出性格特徵豐富的立體化人物形象。其中的主人公劉蘭芝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良好的道德修養。她擅長女紅，對家人恭敬孝順，對丈夫尊重忠貞，表現出其性格上溫順的一面。當她被棄還家，面對兄長逼婚，萬不得已以死明其志，又表現出其性格中剛烈的一面。這一形象就比以前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豐滿了許多，更像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3. 表現手法的多元化
在先秦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側重於寫實，較少利用文學化的表現手法。進入漢代以來，文學迅速發展，文學化的表現手法使用逐步增多，並體現出複雜化和多元化的特徵。例如《詩經》中的賦、比、興表現手法雖然開創了我國古代文學表達的先河，但是顯得比較單純。而漢樂府在女性形象的文學表達上就有了明顯的發展與進步。例如《陌上桑》中就運用了反襯的手法來描寫羅敷的美麗。而在《羽林郎》中作者則採用了誇張的手法來描繪胡姬的服飾打扮。上述描寫顯然並非生活的真實寫照，但是卻收到了絕妙的表達效果。而到了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中，各種表現手法均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無論是開篇的比興，緊隨其後的排比，還是對府君送來聘禮的誇飾，抑或焦劉分別時的旁觀者口吻，都促進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文章的藝術美感。
三、漢代文學中女性形象的審美特徵
漢代一統天下，從根本上結束了自周代以來近千年的割據與戰亂。經過長時間的休養生息與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水平有了迅速提升，這爲女性的裝飾美提供了便利的物質條件，這一時期文人對女性的推崇與歌詠也爲女性的裝飾美提供了文化土壤。此外，隨着獨尊儒術的推行以及《列女傳》、《女誡》的出現，忠貞成爲女性品德的主要內涵。所以，漢代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審美特徵產生了較大變化。
1. 漢代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修飾美
詩歌、辭賦是漢代文學作品的主要體裁，從這些文學作品中對女性的外在形象的描繪可以看出，漢代女性十分注重外在修飾，所有出場的美女們基本上都是滿身綾羅、滿頭金銀。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中對鄭女曼姬的描寫: “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鬱橈溪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再如班婕妤的《搗素賦》中對趙女的描繪: “曳羅裙之綺靡，振珠佩之精明。”這些上層女子們衣着華麗，配飾精美。不僅上層的高貴女子如此，就連下層勞動婦女的打扮也莫不如此。例如《羽林郎》中對胡姬的描述雖爲誇張之辭，但是其注重外表修飾的風尚仍然讓我們爲之瞠目。由此可見，漢代女性的衣着打扮開始日趨奢靡，這與《詩經》中女性的樸素之美和《楚辭》中美人佩戴香囊的高雅境界已經大不相同。正如晉代葛洪所言: “古者事事醉素，今者莫不雕飾，時移世改，漢代已然。”
2. 男性文人對女性之美的推崇
李澤厚在其《美的歷程》一書中指出: “漢代的文學其實就是楚文化，兩者一脈相承。”我們對漢代的詩賦進行分析發現，這些作品中文人對女性之美的描述，確實深受先秦時期《楚辭》文學美學特徵的深刻影響，不僅對女性之美的描寫十分誇張，而且還窮形盡相、幾近完美，這一特徵從西漢張衡的《七辯》中可見一斑。
漢代男性文人對女性之美特別推崇，達到了自先秦以來對女性之美的終極，同時也將女性之美的推崇在文學塑造方面達到了極至。他們關於女性的審美特徵成爲我國古代相當長時期內度量女性美的標準，對後世的文學創作以及國人的日常生活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3. 漢代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節操之美
如果說修飾之美是漢代女性形象的外在之美的話，那麼節操之美則是女性形象的內在之美了。漢代文學作品中女性的節操之美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婦女對丈夫的忠貞，二是婦女們對雙親乃至國家的忠孝。
前文提到，自西漢以來儒學逐漸成爲中心，因此男忠女貞成爲社會思想以及文學作品的主流，漢代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極盡其美，另一方面卻極少二三其德。無論是《陌上桑》中的羅敷，還是《羽林郎》中的胡姬，雖然都是社會的下層婦女，但是都在操守上表現得極爲堅貞。而《上邪》中的“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與君絕”，更是流傳千年的表達對愛情堅貞專一的名言佳句。正是這些詩歌對女子純潔忠貞的反覆詠歎，才使得漢代女性形象擁有強大的道德力量，從而廣爲流傳，經久不衰。
此外，漢代文學中還出現了王昭君和花木蘭兩個女性形象。王昭君爲國出塞和親，花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出征，都使她們成爲形象高大的英雄，這些文學作品將女性形象上升到了忠君報國和孝敬父母的高度。由此可見，漢代對女性的審美還是以儒家正統價值觀爲核心，將德行之美置於外在之美之上，從而暗合了班昭《女誡》對女性美的要求。
四、結語
整體而言，漢代以女性爲主要表現對象的文學作品雖然並不多，但是這並沒有影響這些作品及其中的女性形象對後世文學創作的作用以及重要的社會意義。透過對漢代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主體地位的消解與社會地位、藝術發展以及審美特徵進行深入的探討，啓示我們: 當代女性主義的發展，應該尊重歷史、強調和諧，應該透過對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愛情觀、審美觀、價值觀的弘揚，構建現代社會的男女雙性中心關係，而不是對夫權社會的簡單否定及重回母權崇拜的歷史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