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市場中的誠信缺失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有三個方面的值得關注：一是誠信作爲社會交往的道德規約，其價值關懷並非是一元的；二是誠信作爲市場交易的基本原則，其普遍性並非是不可質疑的；三是誠信作爲的倫理原則與戰略，有許多現實阻礙。
關鍵詞：誠信 道德規約 企業倫理原則 阻礙
“誠信”二字，惹得許多筆墨官司。有人認爲誠信是自古以來人們社會交往的道德規約，誠信又是商品社會以來的市場交易原則，誠信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內在需要，這些論點表面看來都成立，但是深思一下，誠信作爲社會交往的道德規約，是否具有唯一的終極價值呢？誠信作爲市場經濟的交易原則，是否具有可證明的普遍意義呢？誠信作爲企業健康運轉的內在需要，是否無條件的呢？弄明白這些問題，對於社會的誠信缺失也許就能在更深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理解。
一、誠信作爲社會交往的道德規約，其價值關懷並非是一元的
誠信觀念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從“誠”來說，史稱周公“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即是說不是一般的惶恐心理，而帶有一種道德態度。這可能是“誠”之觀念的最早出現。戰國楚竹書有“帝謂文王，予懷爾明德，何？誠謂之也。” 廖名春考釋說“誠謂之”，即“謂之誠”，是說上帝賞識文王的美德，稱其“誠”；廖說此處“誠”不再是形容詞，而是名詞，極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在古漢語中“謂”後邊可跟作爲狀語的形容詞，也可跟作爲賓語的名詞。從思想史的角度，在古代中，誠的確是具有本體論意義的範疇，如《禮記·中庸》說“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但令人蹊蹺的是，“誠”作爲一種形而上的觀念，並不象其他如“天”、“道”[1] 等概念，後者的本體寓意基本上是超驗的，是超越性的存在。而前者的本體寓意則包含一種價值關懷，一種君臨或領受的態度。一種實存。《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孟子也說，“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這裏思孟學派是以天人比附，天以誠爲本體，被賦予和形而上意義，而與“天之道”相對的“人之道”即做人的規律則是“思誠”，“誠之”，即由反思而達到“誠”的境界。孟子多次談到要透過反身自律的修養而達到的“誠”的道德境界，與自然之道的“誠”相統一。所以孟子、《中庸》的“誠”兼具道德範疇和本體範疇的意義。直至宋儒，周敦頤還在說誠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書·誠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中庸》中對“誠”的釋義是：“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張載也說，“誠者，天理之實然，無人爲之僞也。”（《張子正蒙注·誠明篇》）
正如司馬遷所言，殷人崇“敬”，孔子爲殷人後裔，孔子就比思孟言“敬”、“信”多於“誠”。在《論語》中，“敬”有“誠”的形而上的含義，如：“修己以敬”（《論語·憲問》）、“敬事而信”（《論語·學而》）。從“信”來說，信的本意爲“人言”,“人言爲信”，它強調的是不欺不詐，遵守諾言。“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春秋穀梁傳·僖公二十二年》）在孔子看來，信是一種具體的道德品格，是立身基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爲政》）信作爲道德規約，則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義務關係，因而具有價值傾向性。“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不從道，何以爲信？”（《春秋穀梁傳·僖公二十二年》）孔子說：“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論語·學而》) 意思是說，所守的諾言符合於義，說的話便能兌現。“復”就是實踐諾言之意。在這裏，信具有一種儒家宣揚的道德本體意義，具有價值導向性。宋儒張載深諳此意，所以他說，“誠善於心謂之信。”（《正蒙·中正》）信作爲一種行爲規約，和內心的終極價值觀（善）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信從現實的交往姿態上升到一種價值的關懷。
誠、信概念在戰國時期開始出現連用，如：荀子有“誠信生神”（《荀子·不苟》）一語。這時候誠信作爲一種道德規約和認知態度，是用來約束人們行爲的。然而在漫長的以自然經濟爲特徵的封建社會，誠信的觀念決不僅僅是一種道德教條，它隱含着“向善”、“仁義”等超越單純的文化心理狀態的深層價值觀念。國內有學者認爲，古漢語的“誠信”相當於漢語中的“信仰”這個詞。但古漢語的“誠信”是把信仰的也包含在詞義之中的，誠信就是要求儒家學者堅信“人性本善”，信仰“仁義道德”，忠誠君主國家，並以此來治理社會，實現一種所謂民風淳樸、官吏清廉、社會和諧安寧的德治社會。[2] 這種說法或許尚值得商榷，但作爲本體的誠信觀念具有價值傾向性，應該是無疑義的。
問題是，誠信所隱寓的價值關懷是否是一元的？是否都是儒家的終極關懷？道家也講“誠”，莊子以“真”來釋“誠”，他說“真者，精誠之至也。”（《莊子·漁父》）莊子之“誠”，如果說也寓含什麼價值本體的話，體現的是一種超越人倫關係而與自然和諧的本真狀態或境界。再有刺客、俠客也是一諾千金，真誠待人；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裏說，“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卷一百二十四）這裏如果說遊俠也把誠信作爲一種交遊的行爲規約的話，這種誠信自有它的價值追求，而這種價值追求是與儒家誠信的終極關懷不同的。在對遊俠的這種誠信進行評價時，司馬遷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認同儒家的仁義，認爲在儒家的誠信中至善的終極關懷是“正義”，而遊俠“不軌於正義”；另一方面，遊俠“言必信”，“行必果”，他們追求的終極價值與 “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卷一百二十四）的仁義是不同的。因此遊俠“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這樣的操行同樣令司馬遷佩服。言外之意儒家誠信所追隨之仁義本體也並非是值得所有人效仿的。事實上，司馬遷對於莊子對儒家仁義的批評是認同的，他說，“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卷一百二十四）總而言之，在中國古代社會，同樣是誠信，其價值取向是不同的，誠信是人生追求中的操行，是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規約，它或許是個人修養不可或缺的責任，但並不對所有人負有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