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貝克把黑人文字置於黑人文化的傳統之中，置於黑人日常生活的體驗之中加以考察。將黑人文學文字重新加以語境化，從黑人的話語實踐中透視出文字解讀的多種可能性。貝克十分關注黑人的生活體驗和話語表達方式，關注黑人日常生活中的表意特徵。他把黑人音樂，尤其是布魯斯音樂，視爲黑人本土話語的最典型特徵，視爲黑人文學文字研究的原始依據和文化源泉。因此，布魯斯本土語言研究也就成爲貝克文學理論體系的切入點或出發點。
布魯斯作爲爵士樂的一種，最早來自棉花田間的農夫和火車工人之中，由黑人的勞動號子與早期宗教的和世俗的音樂相互影響而形成。後來爲了謀生，歌手們彈吉他和拉手風琴到處乞討、演唱，逐步向外傳播開來。如布魯斯的歌手通常站在以鐵路的交叉口爲象徵的背景下演唱。歌詞也非常富有隱喻性。如《交叉口的布魯斯》：“站在叉道口，揮旗讓火車走／無人知道我，都從我身邊過”[1](p1)。交叉路口的十字標牌象徵着人類生活的複雜性，選擇的多向性、不確定性和流動性。布魯斯中的“鐵路”常常被視爲經濟發展和審美髮現的潛在可能性，是有意味的象徵符號。這種喻意的可能性來源於火車頭的駛動性或推動力，因爲它預示着無限的運動性與自由性。布魯斯音樂人在音樂中轉換或再生產這種能量的原始動力。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布魯斯作爲一種“民族記憶”音樂在美國開始流行。貝克說：“美國的金融者不僅僅知道鐵路有其商業可能性，而且也是黑人音樂的來源之處”[2](p2)。
布魯斯融合了黑人勞動的歌聲、教堂的唱詞以及民間的幽默和智慧。布魯斯抒情歌曲體現了非裔美國黑人的一種亞文化的追求、理想與憂慮。布魯斯既是音樂，又是語言，它滲透了黑人的內心體驗和潛意識，如壓抑、痛苦與虛幻、遐想等。布魯斯極富抒情性、虛擬性、象徵性、寓意性、神祕性、互動性和哲理性，具有很高的精神價值或審美價值。同時，布魯斯也象徵着非裔美國黑人民族感的認同。布魯斯本身作爲一種文化現象顯現了在主流文化中邊緣文化的生存狀態。貝克說：
非裔美國黑人文化是複雜的、扭曲的，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作爲基質的布魯斯隱喻表達。基質就是孕育處，網狀體，一種化石，一種深藏寶石的洞痕，一種合金中的要質，一種可以重新複製或錄製的碟盤。基質是永不停息的輸出點與輸入點，是生產過程中永恆存在的推動力的交織點。非裔美國黑人的布魯斯形成了充滿活力的網狀體，是一種多重複合體。透過這種複合體。我們可以發現非裔美國黑人話語文化的重要特徵[3](p3)。
布魯斯音樂的存在和發展既有它自身音樂的自律性，也有着不可忽視的他律性；既有音樂的獨特性，又有音樂的互文性。從布魯斯的形成與發展的情形來看，它與文學的本質特徵有着共通性。貝克認爲文學和布魯斯音樂一樣，都富有隱喻性、虛擬性、神祕性、審美性等主要特徵。同時，文學也和布魯斯音樂一樣，只有透過發現與黑人生活複雜性一致的手法纔可以撲捉到黑人生活的真諦。拉爾夫·艾里森也認爲布魯斯最能表達黑人經驗和黑人視野的複雜性。他把布魯斯音樂的特點融入到他小說的結構和內容之中。鮑德溫運用黑人土語和布魯斯藝術創作了《索尼的布魯斯》和《假如比爾街能夠講話》等一系列作品。在鮑德溫的作品中，布魯斯體現了黑人民族的痛苦和歷史，布魯斯使人們獲得了啓示，使人們認識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