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兩漢紀行賦，是漢代包括遊覽賦、失志賦等抒情類賦作的一個重要分支，學者們對其諷喻、言志等方面的功用已經做了詳盡且深入研究，本文擬從兩漢賦作所表現出的紀實性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探索。
論文關鍵詞：兩漢 紀行賦 紀實性
紀行賦是指與韻文體的遊記類辭賦相似，一般比大賦篇幅短，但內容很豐富，敘述行程、反映現實、抒發情感的作品。其最初的淵源可以追溯到《楚辭·九章》中的《涉江》、《哀郢》篇，賦中有許多記述屈原流放經歷及旅途見聞感受的內容，並將寫景、抒情結合在一起，是紀行賦的濫觴，但是其中紀行的成分較少，還不能說是嚴格意義上的紀行賦。正式確立紀行賦程式的是西漢末年劉歆所作的《遂初賦》，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篇較成熟的紀行賦。此後，在此基礎上紀行賦作品大量出現並迅速發展起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達到高潮，其中以潘岳的《西征賦》爲最高成就的代表。對於兩漢紀行賦的各種研究，前賢們已做了詳盡且深入的論述，這裏不再贅述。本文試圖就兩漢紀行賦在紀實性方面的特點進行簡要的分析。
據筆者粗略統計，兩漢紀行賦共二十七篇，從其內容和所要表達的思想來看，我們可以把兩漢紀行賦分爲詠史類紀行賦、述志類紀行賦及軍旅類紀行賦。其中詠史紀行賦三篇，分別是班彪《北征賦》、班昭《東征賦》、蔡邕《述行賦》；述志類紀行賦五篇，分別是劉歆《遂初賦》、馮衍《顯志賦》、葛龔《遂初賦》、劉禎《遂志賦》、崔琰《述初賦》。所有賦作中表現出的紀實性，不僅僅體現在對歷史的記載上，還表現在作者透過作品抒發的借古諷今、憤世嫉俗的情感中，每篇作品都真實記述了作者們透過藉助於各種客體所要表達的真實的情感，相對史書記載而言，可以看作是另類的歷史記載。
首先，作者豐富的史學功底是兩漢紀行賦紀實性特點的基礎。要寫出具有歷史敘事意義的作品，必須得有相當豐富的史學知識，有深厚的史學功底，紀行賦都是作者對自己生平志向、或被貶、或避難、或憤世嫉俗、或不遇於當世等等經歷的真實描述，而且，“賦”這一文體本就適合於鋪敘陳述、抒發情志，這爲我們進一步瞭解這些賦學大家提供了豐富資料。兩漢的紀行賦作家劉歆、班彪、班昭、蔡邕、馮衍、葛龔、崔琰、崔駰、曹氏兄弟及建安七子等都與史學有着很深的淵源。劉歆，是西漢著名經學家劉向之子，不僅在儒學上很有造詣，而且在目錄校勘學、天文曆法學、史學、詩學等方面都堪稱大家，“講傳記、諸子，無所不究”，“治《左氏》……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漢書·楚元王傳附劉歆傳》）班彪學博才高，專力從事於史學著述，《後漢書·班彪列傳》中雲：“彪性沈重好古”，“才高而好述做”，“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他寫成《後傳》六十餘篇，斟酌前史，糾正得失，爲後世所重，而其子班固修成《漢書》，史料亦多依班彪，認爲那實際上是他修史工作的繼續。班昭，班彪之女，博學高才，是我國第一個女歷史學家。其兄班固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遺稿散亂，未竟而卒，班昭繼承遺志，完成《漢書》（《後漢書·列女傳》）。蔡邕，博學多才，通曉經史、天文，擅長辭賦，在編寫歷史典籍方面貢獻非常大，“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後漢書·蔡邕傳》）。以上諸位，都是博古通今的大家，作賦態度極其嚴謹，尤其是蔡邕“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希望憑此賦來求得不朽的事業，儼然是以史傳寫作的目標來要求自己。
其次，兩漢紀行賦的紀實性特色還表現在對行程的記述中。根據表達情感的不同，我們可以把它分爲歷史情懷的抒發和個人情懷的抒發。詠史、述志類紀行賦主要是以作者的行程爲線索，透過對所經地相對集中的歷史人文掌故的記述來“以古鑑今”或“懷古傷今”，時間和空間的交織體現出時空的協調性。同時，透過對所經地的史事及風物的敘寫抒發個人或不得志、或避難在外的現實情懷。
劉歆的《遂初賦》記載了他從長安出發，東經洛陽，再向北越過太行山，進入今位於山西省西南部的天井關，後一路向北，歷經高成、長子、屯留、下虒、銅鞮、太原等地，出雁門關經雲中，西折到達五原。作者的行程按照由近及遠的順序展開，從長安一直到達遙遠的北地，羅列的歷史故事卻是按照由遠及近的時間順序一一道來，從先周到東周，從三晉所處的春秋時期再到趙國稱雄的戰國時期，時空的銜接呈現出一種逆向對應的局面。作品的前半部分借歷史典故來蘊含褒貶，後半部分則是用景物描寫來抒發情懷，表明心志。所經之地主要是三晉故地，每經一地，都聯想起晉國的史實：
劇強秦之暴虐兮，吊趙括於長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賢而下士。騖駟馬而觀風兮……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於銅鞮。
在對歷史的追憶中，引發了他對衰周命運的思考，權柄下移，遠賢近佞，導致枝葉落而公室卑，暗喻當時宦官、外戚專權的政治局面。途徑太原，令他想起當時晉國六卿相軋等一系列史實，“叔羣既在皁隸兮，六卿興而爲桀。荀寅肆而顓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借晉國自平公開始的衰落暗喻西漢自成帝起開始衰落直至哀帝時期大權旁落、朝政衰敗的現實。
班彪的《北征賦》，敘述了作者從長安出發，向西北經池陽、雲陽、栒邑、義渠、泥陽、彭陽，最後到達高平（今寧夏固原）。作者的行程是從長安到高平，由近及遠，對歷史的追溯卻是由遠及近，先寫東周，其次是秦，最後是西漢，時空順序交錯呈逆向對應。賦作把班彪在西漢末的動亂中離開長安至天水避難時這一路的見聞及感受描寫得歷歷在目。由於班彪途經的多是周秦故地，因此聯想到的自然也就是這一歷史時期的典故。經由豳地，發出“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的感慨，想起爲周族興盛奠定基礎的公劉，並把當時的安定局面和自己遭逢的亂世相對比，表達出內心的苦痛。在義渠舊城，想起“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後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書寫了秦昭王起兵伐義渠使秦國日益強大的歷史。登上長城，班彪想起秦朝名將蒙恬，“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強秦乎築怨。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顧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鱤。何夫子之妄說兮，孰雲地脈而生殘”，批評了蒙恬勞民傷財，爲秦築怨，把主要力量用於御外，而無視胡亥、趙高等人在朝廷內的胡作非爲，最終導致秦朝的迅速滅亡。班彪在登臨長城時還追述、肯定漢文帝的懷柔政策，認爲以德化邊的做法有利於消除內憂外患，“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他。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