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8年2月丁玲女士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記》。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環境中，該小說不單被啓蒙/權力話語場接納，還一直被啓蒙/男性話語場以固定的話語模式加以解讀。《莎菲女士的日記》被不斷地誤讀與其敘事聲音的複雜不無關係，本文將從不同的敘事聲音角度，來論述小說對男權話語的批判和對女性主體地位的思考，繼而闡述《莎菲女士的日記》的雙重文字的性質。
關鍵詞：敘事聲音角度;雙重文字性質;《莎菲女士的日記》
《莎菲女士的日記》一經發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茅盾就對該小說定下了基調，在被啓蒙話語場接納的同時，《莎菲女士的日記》還被茅盾以佔主流地位的啓蒙/男性中心話語的標準進行解讀，強調時代、社會的聲音，忽視文字真實的女性聲音。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後，《莎菲女士的日記》被接受和重視很大程度歸結於這個時期知識分子的時代病徵，他們強調該小說的啓蒙/男性話語，忽視它作爲女性文字的性別意義。只有對《莎菲女士的日記》進行深入的解析後，我們才能發現其蘊含的女性強烈的個人意志、對男權話語的質疑、對性愛的狂熱渴望，而這些長期被忽視和任意解讀。
一
1927年秋，丁玲寫了第一篇小說《夢珂》寄往《小說月報》，得到編者葉聖陶的賞識，發表在當年的12月號。同年冬天她又創作了《莎菲女士的日記》。她以小說《夢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記》登上文壇，即引起轟動，報刊上驚呼“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一樣，大家都不免爲她的天才所震驚了”。《莎菲女士的日記》深刻地表現了五四運動後覺醒的知識青年的痛苦與追求，也使她在文壇嶄露頭角。《莎菲女士的日記》是丁玲的成名作，一經發表，便影響很大，它以日記的形式，寫了莎菲這樣一個患着肺病的知識女性，南北奔波，不是爲了事業、爲了讀書，而只是爲了追求“真的愛情”。她不愛虔誠的求愛者葦弟，但卻被儀表漂亮的南洋小開凌吉士所迷住。當她看清了凌吉士瀟灑的外表下掩蓋着的醜惡靈魂的時候，她痛苦已極，那隻不過是她禁不住凌吉士外表的誘惑，陷入感情泥潭而不能自拔，最後她踢開了他，但卻又絕望地發出“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的哀嘆小說以日記的形式，運用心理描寫的手法，細膩地反映出那個時代女青年的苦悶、空虛、渺茫的心情和病態的呻吟。由於這種感傷主義情調契合了當時人們的心態，所以這篇小說在當時擁有許多讀者。
作爲獨特的敘事形式，日記體、書信體能很好地揭示作者的敘述聲音。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以下簡稱〈日記〉)採用了日記體的敘事形式，以典型的第一人稱進行回顧性敘述。在三十三則日記中，作者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鮮明生動、真切感人地講述給讀者，敘述風格直白連貫，掙脫了傳統權威話語對女性聲音的禁錮。《日記》的主人翁莎菲迷戀凌吉士，她欣賞凌吉士的美，是她慾望的對象，也表明了女性敘事聲音的覺醒。在傳統文學作品中，女性一直被表述、被窺視、被慾望，一直處於從屬狀態，不能或很少發出自身的聲音。而《日記》顛覆了這種現狀，話語權掌握在女性手裏，男性處於從屬狀態，被窺視、被判斷。長久以來，男權的主導地位，導致女性人性和人權的雙重失落。不僅自然本能、肉體慾望受到排擠和禁錮，正常權力也被扭曲和壓制。“五四”運動使得女性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希望女性人性和人權渴望同男人一樣受到社會的重視。
在最後，由於葦弟、凌吉士不能滿足莎菲的需要，莎菲拒絕了他們，藉以追求自我身份認同，擺脫“沿着肉體開闢出的道路，走向婚姻或死亡”的女性宿命。男權話語在當時的社會上還處於主導地位，女性聲音細小甚至無聲，很容易被遮擋被忽略，在話語權上處於被支配的地位，只能被動地接受。莎菲對葦弟、凌吉士的拒絕，實際上是作者拒絕在話語權上保持沉默、被動的形象，是作者對女性沒有話語權現象的吶喊和控訴，以期重寫或改寫女性自我身份，最終建立起與男性平等的話語權。女人翁莎菲希望在自己死之前做一些值得慰藉的事情，以使自己的人生每天快快樂樂的，儘量避免遺憾。在文中，作者透過莎菲發出的“缺乏果斷而猶豫不決”“雞毛蒜皮，不得要領”“沒有實質意義的”“說人閒話，言之無物”重新編碼的女性聲音，表現了作者在追求“有力度、有權威感、有效率、直率粗狂”的女性聲音時膽識和勇氣，也表明了作者對女性尊嚴和話語權的追求。除了人類早期的母系氏族，語言一直是以男性爲中心的，長時間以來男性牢牢地把握着話語權，某種程度來看，獨有話語權是男權社會的重要特徵，女性沒有話語權，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隨着社會的發展及女權運動的蓬勃發展，女性逐漸進入社會主流發聲的文字中，開始撼動甚至試圖取代男性的聲音。由於《日記》的時代背景，我們知道，關於話語權爭奪，女性還處在極不利的地方，而作者藉助莎菲的聲音來顯現現實文化語境中女性軀體和女性聲音。莎菲作爲文字的女性敘述者，作者嘗試衝破權威話語的桎梏，發出自己特有的聲音，拒絕依附的禮讚。
二
在男性主導話語權的社會，女性作家很難透過敘事聲音把自己作爲權威推到前臺，人們更願意聽她們講講故事。在男性具有權威性、主體性、話語權的社會，敘事聲音是女性抗爭的最主要的方式，表面上看，《日記》採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保障了聲音的真實性，文字以記錄莎菲發出的聲音爲主要框架，不斷尋求自身聲音，在尋找的過程中一步步地增強女性敘述聲音的權威性。而《日記》的雙重文字體現在莎菲透過敘事聲音，不斷地在感性的言語上反抗男性話語霸權，卻在理智的行動中爲男性話語權進行辯解和維護。我們可以從莎菲與葦弟、凌吉士反反覆覆的交往中受到的折磨和文字中出現的反諷言辭中感受到文字的悖論。這種悖論註定會導致莎菲在思想和行動上左右衝突，最終發出無奈的嘆息：“我能告訴人嗎，我是用一種小兒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兩個小東西。但我知道在這個社會裏面是不准許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來滿足我的衝動。”語言是男性製作的，男性享有語言的操縱權，它強調男性的價值，所以女性作家在使用語言時會不自覺和不可避免地內化男性價值。女性“失語症”的存在是因爲男性主導的聲音壓迫着女性，逐漸喪失敘事的權利。而女權運動的目的就是使廣大女性認識到這種狀況，強調女性的行爲準則、道德規範、話語模式應由她們自身制定。而男性象徵序列構成的巨大話語場是女權運動道路上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因爲其對女性代碼的界定已經過社會的認同，女性也早已把這種界定作爲自己的思維準則，相對女性身體的解放，思維的解放更加困難，這也是女性敘事聲音易產生雙重文字的主要原因。自身性意識的覺醒和自身慾望的張揚與莎菲骨子裏面的傳統行爲準則相沖突，無論在行爲還是思想上違背傳統規約，她馬上說自己不是一個正經女人，不配得到葦弟真摯的愛，還希望世人不要像她那樣。文字的個性聲音無法脫離於總體聲音，敘述聲音總被淹沒於總體的聲音中。充斥着大量的冗長的連接詞和從句展現的敘事聲音，表明了莎菲對傳統的反抗並不會付諸行動。尤其是因果從句，比如“雖然”、“但是”，“因爲”、“所以”，以及“儘管”等詞語運用，表明莎菲一直爲自己的行動找客觀的理由，揭示出曖昧、猶豫、迷茫、畏縮的心態。莎菲的自我顛覆對文字的起到了根本性的破壞，它阻礙着知識轉化爲現實的物質，所表達和追求的不過是自我創造的一個影子。文體、語氣和價值觀是敘事聲音的主要內容，而每種聲音都有其特有的措辭和語法，但讀者所持的態度和敘述者的主題決定了讀者對聲音的感知。
在所有的美好的幻想破裂後，莎菲流露出最真實的聲音：“不准許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來滿足我的衝動”，莎菲在自己狹小的世界裏折磨自己，這也是她的焦慮和狂熱造成的。高雅文體和庸常、俗白的口語這兩種文字，是莎菲兩種狀態的寫照，前者是對其美好人生的點綴，後者是在幻影破滅後對美好、高雅生活的反諷，突出了莎菲當時的掙扎狀態。
三
作爲一種個人話語形式，日記受敘者的選擇決定着文字的呈現方式。無受敘者的獨語形式的呈現方式是私下的，有受敘着的呈現方式是公開的，呈現方式的選擇會對敘述者的價值觀、人生觀和道德觀產生影響。在最初，莎菲日記的受敘者是蘊姊，蘊姊死後，其日記的文字的呈現方式依然是公開的，這就使《日記》具有了書信體的性質。而書信體小說的修辭框架弱化作者的權威，這既保持了私人話語的幻想，也保持了男性/女性、公開/私下的二元對立。儘管在蘊姊死後，莎菲爲了使葦弟理解自己的心，莎菲把日記給“他”看，但卻事與願違，葦弟沒能解讀莎菲文字的真實意圖。《日記》的女性文字與男性讀者之間的寓言化遭遇，註定了莎菲夢想不過是一個美好烏托邦，蘊姊的死亡和葦弟的“誤讀”使得她認識到自己夢想的不可實現。透過《日記》自我吶喊的文字和自我消解的文字，我們知道：作者除了將寫作和閱讀構成深刻的性別化行爲，其作品《日記》的寫作方式依然和傳統女性一樣，屬於女性的自我書寫，阻礙着女性文字和男權社會的交流，文字落得無人能讀無人能知境地，莎菲依然難逃“沉默”的女性宿命。由於侷限於私人的圈子，使《日記》敘述聲音失去了生命力，某種程度來看，這種文字鞏固了男權主義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