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是德國哲學家，西方現代哲學的開創者，同時也是卓越的詩人和散文家，其兼具藝術家的浪漫氣質，是現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之一。這篇《命運與歷史》的演講稿是理解尼采哲學思想的一個基礎，希望對大家有所啓示。
如若我們能用自由的，無拘無束的視角去審視教科書與歷史，就一定會發表某些違背主流觀念的意見。然而從我們呱呱落地開始，就被束縛在習慣與偏見的枷鎖裏。童年時代的耳濡目染，使我們的精神無法得以自然發展，並格式化了我們的秉性。因此，我們若能選擇一種比現在更自由的眼光，對信仰和宗教做出不偏不倚，符合時代的評價，一定會被判定爲大逆不道。
試圖去做上述這樣的評價，可不是幾個星期的事，它需要一生爲之鬥爭。
因爲，我們怎麼可能用青年人單槍匹馬的苦思冥想去打倒有兩千年之久的權威?去焚燬各個時代有識之士的金科玉律?我們怎能因幻想和不成熟的觀點，而無視那些信仰、宗教所帶來深深影響世界歷史的痛苦與禍福?
對自然科學和哲學的主要成果一無所知，卻想把自然科學與哲學統一起來，在世界史的統一和最根本的基礎尚未向精神顯露自己的時候，卻要從自然科學和歷史中提出一種實在體系，以此就可以推翻人云亦云嗎?想憑一己之力解決幾千年一直爭論不休的哲學問題，這純粹是一種恣意妄爲!
一無指南針，二無嚮導，卻偏偏要冒險駛向詭異的大海，這難道不愚蠢嗎?那是昏頭的自尋毀滅。身處浩瀚無垠的思想汪洋中，我們的內心時常渴望着返回自己的彼岸，其中的絕大多數人將被思想風暴捲走，只有極少數天才能發現新的陸地。在徒勞的冥想中，知識的匱乏會加劇我們對歷史與自然科學的飢渴感，我們爲此倍受煎熬。
歷史和自然科學不僅是整個以往時代遺留給我們的財富，同時也指引預示着我們未來的寶藏，它們還是我們建造冥想高塔的最牢固基礎。在我看來，哲學就是我們凡間最宏偉的高塔——巴比倫!它高聳入雲，上達天庭，是一切偉大目標的終極標誌。
民衆思想上的極度混亂，只會泯滅我們心中的希望靈火。倘若民衆弄明白整個信仰、宗教是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之上，勢必會翻天覆地，顛倒乾坤。什麼上帝的存在，什麼經典的權威，什麼永生的幸福，什麼神蹟靈感，等等，都將成爲永遠的問題。
我們可以粗暴的否定一切，破壞只是舉手之勞，自我毀滅更是易如反掌。相形之下，新的創造難於上青天。童年的烙印、父母的影響、學校的薰陶，無不牢牢印在我們的心靈深處，以致於偏見根深蒂固，即使憑客觀的理智或者純粹的意志，都一籌莫展。
面對習慣的勢力、更高的需求，我們狂熱地試圖同一切現存的東西決裂，摒棄所有的舊形式。人類是不是早已被幻想引入歧途長達兩千年之久?我們對此既疑慮重重，又虛脫於自己的狂妄自大。所有這一切都在發生、進行着，這是一場勝負未定的激烈爭鬥，直至痛苦的折磨與悲慘的現實最終逼迫我們的心靈重新樹起孩提時代的舊有信念。這便是冥想巴比倫高塔的結果，它會銘刻在心。除此之外，巴比倫高塔上或許會鞏固、加高一塊塔磚。
用以壘造宏偉巴比倫的塔磚並非只是由單純的知識塵土燒製而成，或許凝合它們的是一種信念，甚至是某種情感、道德。
習俗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或一種思想流派生長出的果實。而道德則是一般人類發展的產物。道德是我們這個世界裏一切真理的混血兒。在無限的世界裏，道德可能只表現出我們人類社會中的一種思想流派，也可能會反映出包羅萬象思潮的朵朵浪花!
可是，我們幾乎不知道，人類本身是否不單單是一個階段、一個一般的、發展過程中的時代。人類是不是上帝的一種任意形象?人也許只是石頭被動植物所刺激而孕化出來的。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已經盡善盡美了嗎?這種歷史式的永無止境的發展過程難道永遠不會有個盡頭?什麼是撥動這座巨鐘的發條呢?道德就是隱藏在我們稱之爲歷史世界這座巨鍾裏的發條。鐘盤的表面變換着各個歷史事件。指針一刻不停地轉動，當12點鐘過後，它又重新開始新的行程，隨之世間的一個新紀元開始了。
人類作爲撥動世界巨鐘的發條的載體，能否承載起內在的博愛呢?或者，有更高的利益和更遠的計劃來駕馭這一切?人類只是世界變化的一種手段還是其目的本身?
我們覺得是目的，我們覺得有變化，我們覺得有時期和時代之分。我們怎麼能看到更大的計劃呢?我們只是看到：思想怎樣從同一個源泉中形成，怎樣從博愛中形成，怎樣在外部印象之下形成;怎樣獲得生命與形體;怎樣成爲良知、責任感和大家的共同精神財富;永恆的生產活動怎樣把思想作爲原料加工成新的思想;思想怎樣塑造生活，怎樣支配歷史;思想怎樣在鬥爭中相互包容，又怎樣從這種龐雜的混合體中產生新的形態。
一切東西都在相互圍繞着旋轉，無數巨大的圓圈不斷地擴大。人是最裏面的圓圈之一。人倘若想估量外面圓圈的活動範圍，就必須把自身和鄰近的其他圓圈抽象化爲更加廣博的圓圈。這些鄰近的圓圈就是民族史、社會史和人類史。尋找所有圓圈共有的中心，亦即無限小的圓圈，則屬於自然科學的使命。因爲人同時在自身中，併爲了自身尋找那個中心，因此，我們現在認識到歷史和自然科學對我們所具有的惟一的深遠意義。
在世界史的圓圈卷着人走的時候，就出現了個人意志與整體意志的鬥爭。隨着這場鬥爭，那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個人對民族、民族對人類、人類對世界的權利問題就顯露了出來;隨着這場鬥爭，命運與歷史的基本關係也就顯露了出來。
對人來說，不可能有關於全部歷史的最高見解。偉大的歷史學家和偉大的哲學家一樣都是預言家，因爲他們都從內部的圓圈抽象到外部的圓圈。裏面命運的地位還沒有得到保證，我們要想認清個別的，乃至整體的權利，還需要觀察一下人的生活。
什麼決定着我們的幸福生活呢?我們應當感謝那些捲動我們向前的事件嗎?或者，我們的稟性難道不是更像一切事件的色調嗎?在我們個性的鏡子裏所反映的一切不是在與我們作對嗎?各個事件不是彷彿僅僅定出我們命運的音調，而命運藉以打擊我們的那些長處和短處僅僅取決於我們的稟性嗎?愛默生不是讓我們問問富有才智的醫生，稟性對多少東西不起決定作用以及對什麼東西壓根兒不起作用?
我們的稟性無非是我們的性情，它鮮明地顯示出我們的境遇和事件所留下的痕跡。究竟是什麼硬是把如此衆多的人的心靈降爲一般的東西，硬是如此阻止思想進行更高的騰飛呢?——是宿命論的頭顱與脊柱結構，是他們父母親的體質與氣質，是他們的日常境遇，是他們的平庸環境，甚至是他們的單調故鄉。我們受到了影響，我們自身沒有可以進行抵擋的力量，我們沒有認識到，我們受了影響。這是一種令人痛心的感受：在無意識地接受外部印象的過程中，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讓習慣勢力壓抑自己心靈的能力，並違背意志讓自已心靈裏播下萌發混亂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