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塵埃落定》 個人化 文學性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我國文學創作呈現出多元雜陳的“無名”特徵，更“個人化”甚至“私人化”。文學創作“進一步追求人性的解放和直面複雜的人生――包括人在當今的生存困境及其所擔負的環境的重壓。”(轉引談蓓芳語)作家恢復了對世界的知覺，表現自己的處境與真實的情感，剖析自身並回避對精神快樂與物質享受的強烈慾望。他們從自我的立場和視角出發，寫出了對人生的感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話語空間。1998年3月出版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就是一部“個人化”的優秀作品。如果說“私人化”是一種更極端的寫作姿態，是一種自傳或半自傳性寫作，性意識和性生理描寫在文字中佔有較大比重；那麼，阿來的《塵埃落定》也具有“私人化”的寫作特徵。
二、《塵埃落定》的個人化寫作特徵
（一）簡述小說的內容
《塵埃落定》寫的是川西阿壩藏區土司政權的滅亡。這是一個漢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陽下面，喇嘛在下午的太陽下面，我們是在中午的太陽下面還在靠東一點的地方。這就“決定了我們和東邊的漢族皇帝發生更多的聯繫，而不是和我們的宗教領袖喇嘛。”小說中的黃特派員，姜團長和“白色漢人”就是這種聯繫。而麥其土司的太太就是漢人。不過，對民族心理和歷史進程起決定性作用還是當時這一地區的地域文化。在這裏按“轄日”(“骨頭”)或同義詞“尼”（“根子”）分爲土司、頭人、百姓、信差(科巴)、家奴五等和一些隨時可以“降級”的僧侶、巫師、手工藝人和說唱藝人。這是極具森嚴的種姓等級制度。這裏沒有成文法典，土司的意願即是法律。土司的刑罰更是極端兇殘、血腥和滅絕人性。……小說中兩處對拉薩來的佈道者翁波意西受罰和另幾處對仇人汪波土司俘虜殺戮的描寫簡直叫人目不忍睹，世襲行刑人爾依居室的描寫則令人備感陰森可怖。愚昧麻木的行刑人將實施慘無人道的酷刑看作自己的天職，同樣愚昧麻木的百姓則將觀看行刑當作他們平淡勞碌生活中一項“有趣的娛樂”。在這一地區，神權受制於王權，麥其土司治下的濟嘎活佛和門巴喇嘛一直爲在土司面前爭寵爭風吃醋。拉薩來的格西翁波意西則因忠言逆耳而受到麥其土司父子的殘酷迫害。小爾依和索郎澤郎的忠誠是那樣愚蠢，土司政權殘酷壓榨下的百姓爲土司政權滅亡而痛哭流涕的愚昧。年輕姑娘的侍寢是那樣醜惡，多吉次仁兒子的復仇是那樣蠻荒，而活佛喇嘛的驅邪，他們在“罌花戰爭”中的鬥法，他們對自己和土司的夢的詮釋以及二少爺的各種未卜先知無不給整個故事罩上神祕的色彩。作家阿來就在這種神祕文化的背景上，以他生動細膩而富於想像的筆觸展開了故事的情節，用充滿激情的想像填補前輩人敘述的空白，將自己家庭歷史抒情化、浪漫化，使這部具有濃郁的藏民族風格的作品同時也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
三、個人化風格在小說中的體現
（一）“個人化”的寫作風格，讓作家保持自我的立場和視角，對人生有獨特的體悟和發現，同時也有自己的話語方式；追求與衆不同難以替代的個人文字。作者阿來就循着這一創作原則塑造了許多鮮活豐滿的藝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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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趙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