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思想史上，正義最初作爲宇宙論的一個理念，體現在公元前九世紀左右寫成的《伊利亞特》和《奧德塞》等文字中。公元前八世紀以後，隨着古希臘城邦的建立和立法活動的發展，正義與德性、正義與理性和正義與法的關係，逐步成爲哲學家、思想家探討的重要問題。古希臘羅馬時期，正義被視爲是善的顯現，因而是一種美德；它源自於人們的選擇，是理性對本能的抑制，故而是人性光輝的表徵；依理性建立的國家和制定的法律，是正義的化身，故而應成爲判斷行爲是非和善意的標準，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這種正義觀在中世紀被神學家和經院哲學家們加以“神聖化”，原本是人世間的正義反而成了上帝賜給人類的福音。
文藝復興以後，爲了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西方的正義觀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在價值取向上，從對神的信仰轉到了對人的尊重；在內容上，從要求人們各守其位轉到了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在形式上，從服從上帝的法律轉到了制訂人間的法律；在標準上。從《聖經》轉到了人的理性。
最初，近代西方思想家把自由、平等、博愛作爲正義的首選價值。斯賓諾莎認爲，由法律所確定的個人財產是正義與非正義的根源。在洛克看來，正義就在於服從建立在自然法基礎上的國家法律。盧梭把出白良心的正義德性與出自法律的正義規則看成是實現普遍正義的兩種手段或途徑。康德則認爲，正義是體現人與人之間的以平等自由爲基礎的一種正義的關係和秩序。上述正義觀，把正義視爲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且與民主、法制聯繫起來，爲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
隨着資產階級國家制度的確立，近代西方正義觀更加關注社會秩序問題。霍布斯把正義或公道歸結爲遵守法律。爲保證法律的充分實現，他主張主權者應該是至高無上、不受法律約束的。黑格爾認爲，客觀精神的發展經歷三個階段，即抽象法、道德、倫理；其倫理的發展又經歷了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二個階段。在國家裏，個人權利和國家權利達到了具體的統一，從而個人的權利和義務也達到了統一，他的正義觀由於強調個人自由要服從於國家權威而達到了對於秩序和權威的重視。
近代西方正義觀的第三種形態是功利主義的正義觀。休謨的“公共的效用是正義的唯一起源”這一著名論斷，可以看作是對功利主義正義觀的最早表述。功利主義者認爲，人必須在互相交往中彼此促進利益。如果一個人行動的效用最有利於社會普遍的幸福，那麼這個人就獲得最高尚和最持久的快樂，實現了最大的正義，因而成爲最有道德的人。
從西方近代正義觀的流變可以看出，社會正義是一個歷史範疇，在不同的時期和階段有着不同的內涵，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然而，儘管西方的先賢哲人們對正義的觀點各異，但是仍然可以歸納出正義的一般性結論：正義就是一視同仁，得所當得。這種正義強調機會公平，實質上是一種形式平等，即每個公民參與社會活動的“遊戲規則”是一樣的。在當時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歷史條件下，以資格、機會的均等方式分配社會權益、義務和其他稀有資源，並將其作爲道德理想和法治標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誕生於19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在正義觀上實現了革命性變革。一方面，它認爲正義觀念、法的觀念、倫理觀念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特別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認爲只有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和壓迫之後才能實現真正的正義。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認爲，每一時代的人都是處於特定社會關係特別是處於特定經濟關係中的人。作爲社會性的人，他的基本權利總是要受到特定經濟關係的制約，而不能凌駕於一切的經濟關係之上。正是從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社會關係出發，他們對資產階級的“自然的正義”或“永恆的正義”原則進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正義“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係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聖化的表現。”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下，人們關於公平的觀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不是永恆不變的，而是發展變化的。“平等的觀念，無論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種物，這一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而這種歷史條件本身又以長期的以往的歷史爲前提。所以，這樣的平等觀念說它是什麼都行，就不能說是永恆的真理。”馬克思、恩格斯強調了以消滅階級爲目標的制度正義在社會正義中的基礎地位，使正義從“形式正義”進入到“實質正義”。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社會生產關係的合理化調整或變革是實現社會正義的最關鍵因素。共產主義的制度正義的實質首先是經濟正義。“平等應當不僅是表面的，不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出這個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於荒謬。”
馬克思主義正義觀是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它以科學和價值的雙重視角審視着社會，以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最終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作爲自己的目標，體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