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足球世界盃，跟着是金磚五國峯會，南美一下子就在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電視觀衆面前熱絡起來。看到巴西和阿根廷，我想到的卻是一個似懂非懂的概念，就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據說這個概念的基本涵義是當一個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之後，發展往往陷於滯漲，很難躋身高收入國家之列。
在前些年我國剛走上經濟高速路的時候，很多大師就苦心告誡說，切忌墮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三省吾心之後，智者們時常列舉巴西和阿根廷來描述擔憂。到今天，面對複雜的經濟現狀，不少焦慮的頭腦仍然懷疑我們是不是正在陷阱邊上轉悠。
坦白說，這麼專業的學問不是我可以整明白的，迷糊的感覺是，當下的發展離那個陷阱到底是近還是遠，大多數人心裏並沒有底，儘管誰也不願意深入到陷阱底部去調研一下。胡思亂想之餘，我想到的是一些擔憂何以最後成了先知先覺的理論。大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樣的金玉良言只是對個人的勸誡了，對族羣而言，起到的作用似乎就很有限，可能是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吧，所以咱們總結出一個成語，就是一語成讖。
早先工業化風生水起的時候，針對一日千里的混亂速度，悲觀的學者就提出千萬要避免工業化污染的老路，諸如倫敦、洛杉磯毒霧事件之類的典型案例隨之經常被翻騰出來，樂觀的傢伙則嘲笑古董異議：早有前人的探路，我們不會愚蠢如此的，而且現在科技發達，咱們使用的設備也是更新過很多代的先進產品，汽車就更不用說了，油品質量高過粗放時代太多了。遺憾的是，最後的結果證明悲觀的傢伙纔是智者。
計劃經濟沒了，大家各自關起門來增產增收，不小心就霧霾自己一回，權當是還可以理解的事吧，可是如機構精簡這類掌控自如的事情也完全失去控制，說起來就有些不好交代。我知道的機構精簡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很奇怪的是，這種提高效率的事一開始就有人唱反調，說是按照帕金森定律，機構精簡只會起到膨脹的效果。反調人士以帕金森定律爲據推論說，除非把某些機構撤掉，否則的話精簡只有三種選擇，一是老大讓賢自己種田，二是僱請高人協助自己，三是招募可以控制的屬下爲自己分擔任務。分析說老大讓位完全不可能，高人入府也一定會取而代之，結果三種情形就只餘下一條路，那就是僱傭多位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來分擔各類業務，再加上配套服務的人和機構，最後的結果如何就不需要多說了，人多事情自然就更多，大家都很繁忙。智者多慮的說法再次得到明證。
相似的故事就不多演繹了，僅就一語成讖的顧慮，“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還是必須謹慎看待的。事實上以經濟學家爲首的師父們早就在爲之貢獻智慧，紛紛探尋大政方針，切磋宏觀謀略，等等，高見如雲，就像工業化時代一直喧囂的聲音。
然而基於已經發生的那些事例，我對沉溺於某一方面的學說不太有信心，內心裏免不了會偷偷地懷疑某些以機制爲綱，靠設計來解決一切問題的良策。晚近的這幾十年，伴隨工業經濟的高速發展，關於環境、關於通脹的憂慮幾乎就沒有斷過，而且一直也在優化策略，但是，冥冥之中即使是極個別固執拒斥污染產業的城市，霧霾還是滲進了門縫，我們的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還是不斷被通脹吞噬着。有一個現象也許可以更好地解釋內中的緣由：不知不覺之間，人們都覺得汽車生活更有品質，到現在，曾經的`自行車王國汽車多到中小城市都變得騎車不宜，這種變化要論起來，很大程度上是觀念演化的成就，悲觀地說是文化滯後的惡果。我們不能強迫他者做有利於自己的事，反過來，要讓理想生活蔓延只有個人的堅持顯然難以實現，這是全社會的事，是一個族羣的文化鏡像，就說帕金森定律吧，本質上其實就是權力慾望和等級觀念的直接產物，是落後文化遺留下來的痼疾，甚至和某一時期的特定制度、體制沒有多大關係，而“中等收入陷阱”特徵之一的貧富分化，很大程度上關涉的也是文化價值所體現的生活追求。
回過頭來再看那些未卜先知的憂慮智者們，他們真的會相信無財富增長的精神富足嗎?從這個角度來說，“中等收入陷阱”不太像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更像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