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報社做實習生時有幸師從一位見多識廣的資深記者,老師洞悉世事,經常在談笑間不經意地泄露天機。那天,他坐在辦公桌前,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人的地位越高,講話聲音就會越低。
其實,好多年以後,我才明白講話音量與社會地位間這種微妙的反比關係:販夫走卒平頭百姓人微言輕,即使把聲音提高八度,也不見得能有聽衆;而重要人物聲音越低,越是有人圍在身邊拼命地伸着脖子聽,也就因此越顯得更加重要。所以就算是天生的大嗓門,一旦意識到了自己的重要,爲了顯示身份也得練着壓低聲音,好像19世紀歐洲淑媛們,寧可屏住呼吸也得套進提胸束腰的鯨魚骨裙襯裏,以免被人當作馬伕的女兒或鞋匠的老婆。
這只是中國人關於聲音的衆多看上去匪夷所思,其實奧妙無窮的哲學之一。
不過這些中式的聲音哲學卻很難跟老外解釋清楚,就像後來,我坐在紐約的咖啡館裏,與一個美國朋友閒聊時所做的徒勞的努力。
這位朋友編輯着一個很草根的網上週刊,雜誌的名字叫《不容錯過的.聲音》。在一個七嘴八舌的嘈雜世界裏,說者有太多的見解,聽者也有太多的選擇。勢單力孤的草根階層,必須藉助像朋友的雜誌這樣的高音喇叭,當每個人都恨不得扯住別人的耳朵,告訴你他的聲音不容錯過時,聲音的傳播只能遵循最原始的規律,有理也得聲高。
所以當東方遭遇西方需要面對面出手過招的時候,我們卻常常吃了啞巴虧有苦無處訴。不管是欲擒故縱的捻鬚沉吟,還是謙和含蓄的君子之風,不是被當作智能不足,就是被看成自願放棄,在吞吞吐吐或默不作聲中自生自滅。生活在美國的華人對此心裏最清楚。
結果就有華裔小學生,因爲整個學期沒有在課堂上講過一句話,被老師認爲有學習障礙,其實,他一言不發,只是因爲媽媽告誡他開口前要先想好了再說。又有在大公司任職的華裔僱員,每次與客戶開會時,只要他的頂頭上司在場,他就儘量不說或少說,心裏想着把表現的機會留給上司,結果卻以沉默寡言、不善與客戶溝通爲由被辭退。連美國前勞工部長趙小蘭也說,她小時候從臺灣來到美國時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學會像美國人一樣搶着講話和插嘴,只有學會了這個纔有可能“融入主流”。佔紐約人口12%的亞裔社區,只分得政府撥出的社會服務經費的1%,也是因爲這個100多年前就在這裏落地生根的族羣,直到最近才搞明白“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裏,這多半會被看做“自以爲是”,我們雖然常常在鏡子面前自我膨脹,卻早就學會在走出家門時夾着尾巴做人,我們常常發些不疼不癢的牢騷,卻早知道它在出口的那一刻就會隨風飄散無跡可尋。我們其實不乏有棱有角的真知灼見,但往往是還沒開口,就被自己心裏發出的一聲冷笑弄得無地自容,而忙不迭閉了嘴。越是這樣,我們就越習慣悄無聲息。
只有大聲的人多了,聲音纔可能恢復其本原的功能和形態。人們不用再整天繃緊着神經等着“於無聲處聽驚雷”,不用再擔心自己的聲音嚇到別人或嚇到自己,講話也就有了底氣。
想提高音量,最關鍵的也許並不是練嗓門兒,而是練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