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伯格是臉書營運長，自2007年起連續6年獲選爲《財星》雜誌50大最有權力的商業女性，並榮登2012年及2013年《時代》雜誌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桑德伯格從她自己20年工作經歷，問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爲什麼到了今天，位居高階領導位置的女性，還是如此稀少?在很多國家中，女性大學畢業生早已超過50%，在競爭最激烈的法學院的比例也超過男性，但女性在全球議會、企業高層、董事席次所佔的比例都不到20%，除了一些社會制度因素、女性生育的生理條件之外，女性是不是自己限制了自己?
我們限制了自己嗎?
2004年夏天，我懷第一胎，當時我在谷歌帶領在線業務與營運團隊。我是在2001年加入谷歌，那時谷歌纔剛起步不久，只有幾百名員工，大家窩在一棟老舊的辦公大樓裏。到我懷孕三個月時，谷歌已有上千名員工，搬進了由好幾棟建築物組成的谷歌園區。
我懷孕的過程並不輕鬆，通常過了懷孕初期就會結束的孕吐，卻跟着我足足九個月、天天發生。我的體重增加了近30公斤，腳也大了兩號，腫脹出奇怪的形狀，只有把腳翹到茶几上，我纔看得見。一位特別善體人意的谷歌工程師說，谷歌的“鯨魚項目”，便是以我來命名的。
某天早上，我趴在馬桶上吐完以後，必須立刻趕去開個重要的客戶會議。那時的谷歌成長飛快，搶停車位一直是個問題，我那天趕到的時候，能找到的唯一一個車位，離辦公室還挺遠的。我停好車後，全速衝過停車場，雖然說是用“衝”的，其實只是比平常孕婦的龜速移動快一點罷了，這使得我害喜又更嚴重了。我終於到了會議室，全心祈禱着順利完成業務簡報，千萬不要有別的東西從嘴裏吐出來。那天晚上，我把當天辛苦的情況說給我先生大維聽，大維當時在雅虎工作，他告訴我，雅虎每棟建築物前，都設有孕婦專用停車位。
隔天，我大步走進——其實比較像是蹣跚搖進——谷歌創辦人賴瑞·佩吉和塞吉·布爾的辦公室。說是他們的辦公室，其實是玩具與新奇玩意散落滿地的大房間。看到布爾正在一角做瑜珈，我就大聲說，谷歌需要孕婦停車位，最好能快點設立。布爾擡頭看着我，當場就立刻答應了，還說他以前怎麼從來都沒想到。
直到今天，我對於等到自己親身經歷過雙腳痠痛以後，才意識到孕婦需要專屬停車位，仍然覺得汗顏。我當時是谷歌最高階的女性員工，不是有責任先想到這點嗎?但是，我竟然跟布爾一樣，未曾想過這件事。其他懷孕的女性同仁，想必都默默地忍受這些不便，未曾想過要求特殊待遇。又或者，她們缺乏信心或資歷，不敢要求公司幫她們解決問題。 直到公司有個孕婦身處高位，即便她看起來像鯨魚，還是能發揮影響力。
一樣聰明的腦袋，不一樣的對待
我們站在女性先驅的肩膀上，今天，在美國與世界大部分的地方，女性的情況已比過去進步，因爲有前人的奮鬥爭取，纔有我們如今視爲理所當然的權利。1947年，標準石油公司請安妮塔·桑默斯擔任公司經濟學家，安妮塔是我的人生導師賴瑞·桑默斯的母親。當時安妮塔的主管對她說：“能請到你，我真是太高興了!我覺得我花較少的薪水，請到一樣聰明的頭腦。”安妮塔當時覺得受寵若驚，有人說她跟男人一樣聰明，那是何等的恭維，她根本想象不到去要求跟男性同樣的薪水。
當我們與許多其他地方的女性情況相較，我們更是心懷感恩。至今，仍有些國家的女性沒有基本的公民權，全球約有440萬名女性身陷性交易的桎梏。在阿富汗和蘇丹等地，女性幾乎無法接受教育，妻子被當成先生的財產。慘遭強暴的女性，因爲讓家人蒙羞而被逐出家門，有些強暴受害者甚至因“道德罪”而淪爲階下囚。相較於這些國家令人無法接受的女性待遇，我們的境況先進了數百年。
但是，即使知道我們的情況比較好，也不應該停止追求更進步。當初爲了爭取婦女參政權而走上街頭的先驅，她們心中的遠景，是男女真正平等的世界。一個世紀後的今天，那個遠景仍然模糊，彷彿要瞇着眼睛，才能勉強看清楚。
遙遠的50%
擺在眼前鐵錚錚的事實是，這個世界依舊由男性所主宰，在至關重要的決策上，女性並未獲得平等的發言空間。在全球195個獨立國家中，只有17個國家是由女性領導;在全球各國的國會中，女性只佔20%的席次。美國2012年11月的選舉中，女性獲得空前的席次，所佔比例提升至18%。在臺灣，2009年立法院女性立委約佔29%的席次。在歐洲的議會裏，女性約佔三分之一的席次。這些數字，距離半數還有好一段距離。
在企業界，女性擔任領導角色的比例更低，《財星》五百大企業的執行長中，只有4%是女性。在美國，高階經理人14%是女性，董事席次中17%是女性，這些比例在過去十年來，幾乎沒什麼改變。少數族裔的女性佔比，落差更大，只佔企業高階經理人的4%、董事席次的3%、國會席次的5%。算上整個歐洲，女性佔董事席次的比例不過14%。在臺灣主要的上市企業中，女性約佔6%的董事席次，擔任董事長的比例僅僅1%。
女性薪酬的成長，也同樣緩慢。1970年，美國女性的薪酬是同工男性的59%。女性抗議、奮鬥、拼命努力之後，到了2010年，薪酬拉高至同工男性的77%。在2011年的“同工同酬日”，女性運動者瑪蘿·湯馬斯挖苦地說：“我們奮鬥了40年，爭取到18%的進步，連一打雞蛋的漲幅都比那多十倍。”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會員國中，女性薪酬平均比男性少16%。在臺灣，全職女性的薪酬，平均也比男性少23%。
多年來，我看着這令人沮喪的現象，就在我周遭一再出現。我1991年從大學畢業、1995年從商學院畢業，在畢業後做的每份初階工作中，同事的男女比例都很平均，但是資深的經理職位幾乎清一色是男性。我以爲那是以往女性受到性別歧視的緣故，但現在幾乎所有產業都沒有限制女性的玻璃天花板，我想我這一代遲早會達到高階主管男女平等。然而，一年接着一年過去，我發現跟我同階層的女性同事愈來愈少;我甚至愈來愈常發現，在很多場合，我是唯一的女性。
不是戰爭，人人受惠
在許多場合身爲唯一的女性，我遇上了一些尷尬、但也引人思考的狀況。我加入臉書(Facebook)擔任營運長兩年後，臉書的財務長突然離職了，我不得不暫代職務，完成一輪籌資任務。由於我的工作生涯大多是負責營運，而不是處理財務，籌資工作的過程對我來說是全新的`體驗，也讓我有點緊張。我與團隊一起飛往紐約，對私募基金做首輪業務簡報。
我們的第一場會議，是在電影裏常看到、可以鳥瞰整個曼哈頓的那種辦公室中進行。我說明了臉書的營運概況、回答了一些問題，一切進行得很順利。接着，有人提議大家休息幾分鐘，我轉向一位私募基金資深合夥人，問他女用洗手間在哪裏。那位資深合夥人一臉茫然地看着我，他被我問倒了。我又問：“你在這裏工作多久了?”資深合夥人說：“一年。”“我是這一整年來，唯一來這裏業務簡報的女性嗎?”他說：“我想是吧!”接着補充：“或許您是唯一需要用洗手間的。”
我進職場超過20年，很多男女不平等的情況依舊，該是我們正視女性權利改革停滯不前的時候了。許諾要平等與真平等，並不相同。在真正的男女平等的世界，在領導國事和經營企業上，女性佔有半數;在負擔家務上，男性負擔一半。我相信，那樣的世界比較好。
經濟理論和許多多元化的研究都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可以善用所有的人力資源和人才，整體的生產力與表現將會改善。傳奇的投資大師華倫·巴菲特曾大方地表示，他的績效之所以如此優異，一部分是因爲他只需要和一半的人口競爭。與我同輩的這一代投資專家，大致上仍享有這樣的優勢。當更多人蔘與競爭時，就會創下更多紀錄，大家所創造出的成果，將超越個人成就，大家都受惠。
往人生的目標，勇敢前進
我從來沒想過我會寫一本書，我不是學者、記者，也不是社會學家，但是，我和幾百位女性談話後，我決定站出來。我傾聽這些女性的掙扎、分享我自己的經驗，我發現女性權利的進步不夠，甚至可能在退步。
雖然我相信增加女性掌權者的人數，是達到真正平等的必要條件，但我不認爲成功或幸福的定義只有一種。不是所有女性都想發展職業生涯，不是所有女性都想要有孩子，也不是所有女性都想要兼顧事業和子女。我永遠不會主張我們都該抱持相同的目標，很多人沒興趣掌握權力，不是因爲他們缺乏雄心壯志，而是因爲他們在過自己嚮往的生活。對世界最重要的貢獻，有些是靠着一次關心一個人達成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規劃出自己獨特的道路，定義符合自己人生、價值觀和夢想的目標。
我也非常清楚，絕大多數的女性爲了家計及照顧家庭相當辛苦。如果我們能在高層增加女性的聲音，就可以爲所有女性提供更多機會、更公平的待遇。
有些人——尤其是職業婦女——提醒我，公開談論女性平等議題要特別小心。我公開說出想法後，有些意見同時惹毛了男性和女性。有些人認爲，把焦點放在女性應該如何改變自己、鼓勵女性積極進取，似乎是在爲組織卸責;有些人甚至指責我是在怪罪受害者。我完全沒那個意思，我認爲女性領導者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一些批評者指出，積極進取對我來說簡單多了，因爲我有財力請得起各種幫手。然而，我的目的是分享一些早在我聽過谷歌或臉書前、就讓我受惠的建議，許多不同環境的女性，都能與那些建議產生共鳴。
我以前就聽過前述的批評，我知道日後還會再聽到同樣的批評，以及其他的評論。我希望大家能單純就我提供的這些訊息的優劣，來評量我的建議。我們不能逃避討論女性議題，這個議題影響到每個人。我們早就該鼓勵更多女性勇於追求夢想，也早就該鼓勵更多男性在職場與家庭，給予女性更多支援。
如果我們心底有改革的意念，就可以重燃女性革命之火。世界要變得更平等，是從一個人、一個人的改變開始。當每一位女性都挺身而進，我們離真正平等的遠大目標，就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