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侯勇來說，大四這一年，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工作，而不是窩在校園裏寫畢業論文。但從2007年10月開始進入激烈的就業市場以來，至今已經過去了一年，他還沒有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我早就知道找工作不容易，”侯勇說，“但是沒想到會這麼難，有好多事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力。”
侯勇畢業於湖北武漢體育學院體育教育專業，長沙人。他屬於那種“父母沒路子、沒錢，家境一般”的大學生，因此找工作只能靠自己奮鬥。也因此，在過去的一年裏，他的活動軌跡僅限定於長沙一帶。
“我找工作的經歷是一本流水賬，邏輯和方向都不清晰，很多時候是跟着感覺走。”國慶節前夕，侯勇向我們講述了他進入大四後，一年以來就業和創業的全過程……
理想
進入大四，侯勇開始奔波於各個招聘會，瘋狂地投簡歷，但大多石沉大海;發動家庭中有限的資源，找門路、拉關係，他也都一一嘗試，但也均未如願。整個過程下來，他所收穫的是就業市場的凜冽。
像很多“父母既沒錢又無門路”的大學生一樣，侯勇在沒能獲得一份體面的職業之後，選擇了自己創業。
今年8月中旬，他與初中同學方啓合夥經營的快餐店開始正式營業，地點在湖南長沙定王臺。店鋪就是兩間十來平方米的小房間，專做對面幾棟寫字樓裏白領的午、晚餐外賣。
但好景不長，9月15日，他們的快餐店由於味道比不上附近其它幾家同類店，生意冷清而被迫停業。
“自己幹，是我早就有的理想。”侯勇說，“給別人打工有什麼發展前途，能賺幾個錢?!”
由於從小父母離異的關係，侯勇生活上一直很獨立，也很相信自己的個人能力，因此他的理想就是自己單幹，當個小老闆，有朝一日能掙大錢。
去年11月，侯勇就曾打算和女朋友去廣西南寧開一家粉絲煲店。爲此，他去了趟湖南邵陽，找在那兒讀書的哥們兒錢文和劉暢籌錢。
錢文、劉暢和侯勇從初中開始就是鐵哥們兒，加上侯勇的小學同學向青、顧寧，“我們兄弟五個只要有三四碟涼菜、五六瓶啤酒，就能在路邊的大排檔聊上一整夜。大三暑假時，我們還一起在家門口弄了個夜宵攤，自己有得吃，還能賺點兒錢。”
不過這一回，錢文和劉暢的態度卻不像以往那麼爽快。
“這完全不現實啊。”錢文剛聽完侯勇去南寧開店的想法就衝口而出了。劉暢則說得很委婉：“這個事搞是可以，但是感覺不是很穩妥啊……”
侯勇感到很鬱悶，當時沒說話。後來他領悟出這麼個道理：“一談到‘錢’字，朋友就都靠不住了。到了真要幫忙的時候，都跑了。”最終，侯勇的南寧開店計劃因爲連路費都籌不到而破滅，他只好就此加入到浩浩蕩蕩的大學生求職大軍之中。
現實
大四過半，侯勇帶着行頭回了長沙。“我不想留在武漢，那是個大而空的城市，從讀大學開始我就不喜歡那兒;深圳、廣州、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我也想去，但是沒錢沒人，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裏，肯德基收銀員、網球教練、健身教練，甚至發傳單，侯勇邊打零工邊期待着他所謂的機遇———開店單幹賺大錢。就這樣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他的口袋裏依舊經常只有幾個鋼蹦兒。
初春，長沙的晚上還帶着些寒意。侯勇和幾個鐵哥們坐在路邊的大排檔裏，酒過三巡，大家頭腦和身體都熱乎起來，開始談起自己的打算。
錢文宣佈他決定考研，理由是學醫不讀個研究生等於白讀，畢業論文寫完他就去報考研班;顧寧跑工作的事兒已經跑了有一陣了，目前已經基本敲定去長沙的一家廣告公司;劉暢暫時還沒有什麼大動作，守着家裏開的檯球室，腦子裏盤算着是找工作還是跟着家裏幹。
又過了一個多月，周圍的兄弟逐漸都有了着落，大家聚在一塊兒的時候也越來越少。落單的侯勇終於也憋不住了，決定先在家鄉找份正式工作幹着，等有些資本了再單幹。
學體育教育的他瞄準了體育老師這個職位。從小學到高中再到大學，侯勇一個星期跑了五六家學校，首先得到回覆的是一家小學，表示願意聘請他當實習老師。
自認武漢體院科班出身的侯勇，對於這個職位，當時完全沒有放在眼裏。
然而接下來的幾天，另外幾所學校像商量好了似的，陸續以“我們不接收應屆畢業生”爲由，將侯勇拒之門外。
這個結果令侯勇頗感委屈，於是他決定再去那家小學瞧瞧。可是讓侯勇沒有料到的是，這一回校方卻以必須先透過教師編制考試爲由拒絕了他。
一個工作機會就這樣擦肩而過。
晃晃悠悠，到了6月份。拿到畢業證的侯勇終於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在長沙某家教育資訊諮詢公司進行宣傳招生工作。先實習三個月，每個月1800元，轉正後2000元一月，每招進一個學生再加500元的提成。這樣的待遇對於像侯勇這樣的應屆畢業生來說算是很好了。侯勇感覺簡直是天上掉餡餅。
這是一家總辦事處在北京的留學中介機構。侯勇和另外四個應屆畢業生被老闆黃亮從應徵的幾十個人中選入公司，在辦事處韓國留學部進行韓語培訓班的招生工作。侯勇剛進去那會兒，公司在長沙的辦事處還在裝修，也急需人手。剛畢業的侯勇幹起事兒來風風火火，也挺認真賣力的。工作了一個多星期後，韓語部負責人李老師就決定帶着他一塊兒去湖南永州祁陽招生。
祁陽是一個小縣城，李老師帶着侯勇和三四十萬公款雄心勃勃地展開了祁陽地區的韓語培訓招生工作。到祁陽的第二天晚上，他倆和當地幾家學校的校長吃完晚飯回到住處，李老師把侯勇叫到了他的房間，讓侯勇拿着公款，第二天去找個銀行把錢存了。
侯勇瞅了瞅錢，又瞅了瞅李老師笑眯眯的眼神，怎麼也不敢伸手去接。“那窮鄉僻壤的地方，他要我拿那麼多錢去存，自己幹嘛不去?萬一是他自己想吞了那筆錢，所以一邊派我去銀行存錢，一邊另外找些人來搶，我怎麼辦?”侯勇一臉的一本正經，“而且那老師一看就不是什麼好人，肯定是在外面混的。”
等出差回來之後，侯勇便以朋友幫他找了更好的工作爲由辭職不幹了。
在侯勇上班的兩個星期內，韓語培訓班一個學生都沒有招到。“大學生還是太缺經驗了。”老闆黃亮說。
侯勇的這份只幹了不到兩週的工作，掙到了900元。揣着這900元錢，侯勇終於有了去深圳的路費。他的父親在深圳，他也早就想着去那開一個暑期網球訓練班。可是，這次爲期兩週的上班，卻讓他錯過了暑假辦班的最佳時機，侯勇只得再次留在長沙。
創業
此時，錢文已經報上了考研班，平時在醫院實習，幾乎很少出來跟着他們一起混日子了;顧寧也開始了朝九晚五的廣告人生活，自然也不可能每天都跟他們在路邊攤侃到半夜;劉暢雖然還沒上班，但是也得幫着家裏看店……
悶熱的夏夜，工作仍無任何眉目的侯勇躺在牀上，窗外蟲子的吵鬧聲總是讓他感到莫名的煩躁。挨個的給以前的同學、朋友打電話，成了他此時排解心中的抑鬱的唯一途徑。
讓侯勇沒有想到的是，事情在這時有了轉機;更讓他想不到的是，初中同學方啓會成爲他初次創業的合夥人。
方啓初中畢業後就沒再讀書，每天在家混日子。爲此，方啓家裏人沒少操心，就想要他找個正經活兒幹。
“那天晚上打電話跟方啓聊天，我無意中跟他提了下經營餐館的想法，沒想到他聽了之後立馬來了勁兒!快餐店也就這麼被我們倆一人一句的給弄出來了!至於客戶羣體，當時我們就決定鎖定寫字樓裏的白領一族。”
侯勇和方啓認爲，這一消費羣體“相對穩定，對飯菜的味道也沒有太高要求，只要便捷、快速、賣相好，就會買你的賬。”
方家對於方啓和侯勇開快餐店的事，從金錢到精神都給予全力支援。而與此相反的是，侯勇的母親自從聽兒子說了這個想法之後就強烈反對。
8月的長沙是名副其實的火爐，爲了快餐店，侯勇頂着太陽跑遍了大半個長沙城也沒說半個“熱”字。半個月下來，店總算是開張了。算上三個月的店面錢、去人才市場請大師傅的工資和一些基本器具的購置等等，侯勇和方啓一共投了8000元。其中的3000元，是侯勇以找熟人弄工作爲由從姑姑那兒借來的，另外5000元全是方啓出的。
快餐店位於長沙的CBD區域，他們打算完全以“電話訂餐”的方式經營。剛開始的時候，加上發名片和送餐，侯勇每天都要在對面的寫字樓跑十來趟，訂餐數量也眼看着從第一天的19份到第二天的20份，然後40、60……第一個星期他們的店就因爲訂餐人數過多忙不過來而中途停業，他倆趕緊跑去請了個送餐員。
但是，快餐店由於“做得不好吃”很快就失去了客戶。
9月中旬的一個悶熱的下午，侯勇帶着筆者去參觀了他已經關門的快餐店。
開啟廚房門，裏面的冰箱還在“嗡嗡”的運轉着，不由得讓人聯想到這裏往日的熱鬧和忙碌。侯勇習慣性地拉開冰箱門看了看，裏面還放着一捆沒用完的韭菜和一碗已經蓋着一層白色豬油的土豆燒肉;冰箱旁邊的操作檯上，擺着猛火爐和炒鍋;裝着味精、鹽、醬油等各種調料的瓶瓶罐罐在爐子左邊一字排開。
配菜間在廚房對面，門後掛着一件黑色T恤，是他們的工作服，正面印着店名———“E食速遞”，背面印着訂餐電話。門邊矮桌的抽屜裏，還剩下一疊沒發完的名片。
侯勇說，他曾經認真地想着把他們的這家店做成全國連鎖的大招牌，但完全沒有料到只有短短一個月就關閉了。
他一遍遍的環顧着這一切，叨嘮着下次一定要找個當街的門面，這樣週六週日也可以不用閒着，不用完全靠打電話訂餐，可以多賺些錢;下次一定請個好點的大師傅，做的'菜一定要好吃，因爲東西不好吃是他們倒閉的直接原因……失業
失業
店鋪關門了，侯勇又失業了。
但還有一堆事等着他去擦屁股。首先是欠姑姑的3000元錢。這讓侯勇幾夜都沒睡好覺。姑姑約他9月16日晚上去談錢的事，侯勇知道如果次日他還拿不出錢，姑姑就會打電話給他的爸媽了。
侯勇坐在家門口的路邊，半個小時過去，腳邊的菸頭散落了一地。3000元，對於現在的他來說，無疑是個天文數字。時鐘指向晚上8點時，侯勇站起來拍了拍牛仔褲上的灰，準備動身往姑姑家去了。但是，一直到出發，侯勇也沒有想好要如何面對姑姑的質問。
善後工作的另一重要項目則是轉讓店面，而這也關係到能否早日湊夠欠姑姑的那3000元錢。17日上午，侯勇叫來方啓，一塊兒把店裏的冰箱、液化氣罐和所有的瓶瓶罐罐一股腦全部賣給了門口的大爺大媽，一共360塊錢。賣完東西，侯勇又找了支記號筆，在裝排煙管的窗戶上寫上了“門面轉讓”四個字和他的電話。
“門面轉出去之後，大概一共能有1000元錢出來。”
還有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大師傅和送餐員的工資還沒有結。
中午的時候，侯勇接到遠在深圳的父親的電話，姑姑已經打電話說了3000元錢的事。
可是侯勇的爸爸除了打個電話教訓兒子幾句也拿不出錢來，因爲父親的錢都被侯勇的繼母管着。
最後，還有一件讓侯勇操心的事：欠錢的事絕不能讓母親知道。從他大三暑假跟同學一起在家門口擺路邊攤，侯母就一直強烈反對。
她認爲，幹這些只能丟家裏的面子，絕對不會有出息。因此，開店的錢侯勇沒敢開口跟母親要，一直對她宣稱是父親給的。
侯勇的腦子現在一團亂麻：眼見自己親手經營起來的店裏的東西被一件件地賤賣掉，讓他心疼;不知如何還清姑姑的3000元錢，讓他頭疼。另外，他跟母親也在一個星期前因爲工作的事鬧翻了，爲此他一直都在哥們兒家裏寄居着。
“不管怎麼說，我創業了，這就比那些靠父母關係去找工作的同學有魄力。”侯勇說。
就在國慶前，侯勇的母親終於找熟人給他在長沙的一個捲菸廠聯繫了一個臨時工的工作，每月1000元工資。
“事到如今，只有先上着了。等攢夠錢，把借姑姑的3000元還了再說吧。”侯勇說。
(以上姓名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