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讀書人頗有“自許”的雅好，但也有“不敢當”的傳統。“不敢當”非不敢擔當，多是自謙之意。啓功先生曾聽劉盼遂談過，王國維對學生所提問題或研究結果，常用三句話爲答：“弗曉得”“弗的確”“不見得”。這就是“不敢當”的典範。啓先生感慨道：“我現在幾乎可以說：凡有時肯說或敢說自己有‘不清楚’‘沒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偉大的鑑定家。”
晚清名臣張之洞一生勤於政務，無片刻閒暇，在他幕下九年的陳衍曾說他“奏議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脫稿數萬言。其要者，往往閉門謝客，終夜不寢，數易稿，而後成。書札有發行數百里，追還易數字者”。某次，曾居張之洞幕下十餘年的'高友棠進京來見，張問他：“外間對餘有何議論？”高曰：“人皆謂岑西林（春煊）不學無術，袁項城（世凱）不學有術，老師則有學無術。”之洞笑曰：“項城不但有術，且多術矣；予則不但無術，且不能自謂有學。”實在是謙虛啦。
1924年，印度文豪泰戈爾訪問中國，由新詩人徐志摩等陪伴遊杭州，並在西湖之畔的淨慈寺拜晤了陳三立。兩位老詩人透過徐志摩的翻譯，各道仰慕之情。泰戈爾以印度詩壇祭酒的身份，贈給陳三立一部自己的詩集，並希望陳三立也同樣以中國詩壇盟主的身份，回贈他一部詩集。陳說：“您是世界聞名的大詩人，是足以代表貴國詩壇的。我則不敢以中國詩人代表自居。”汪闢疆撰《光宣詩壇點將錄》，曾將散原老人陳三立列爲“詩壇都頭領”之“天魁星及時雨宋江”，從時人評價來看，這個代表他還是當得的，因此也算是謙虛啦。
在中華文化裏，“不敢當”是一種教養，謙謙君子身份的表徵。出身舊家族、接受美式“人文教育”、倡導“文化保守主義”的吳宓（號雨僧）先生，是一位“不敢當”的代表。在西南聯大時，吳宓以講《紅樓夢》聞名，甚至有學生贈他一個“妙玉”的綽號，他含笑回答：“不敢當，不敢當，不敢當。”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任教，吳宓常去聽講，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劉文典乃諤諤之士，講課時閉着眼睛，講到得意之處，便張開雙目，向後排望去，尋着吳宓，問：“雨僧兄以爲何如？”吳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邊點頭一邊說：“高見甚是，高見甚是。”錢鍾書上大學時曾口出狂言，說清華大學沒人能教得了他：“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此話傳入吳宓耳中，吳淡淡地說：“Mr。Qian的狂，並非孔雀亮屏般的個體炫耀，只是文人骨子裏的一種高尚的傲慢，這沒啥。”
王國維自沉，梁任公病歿，趙元任又寓居異域，避居西南聯大後，當年名震一時的清華國學院四導師就剩下了陳寅恪一個人，因此被劉文典譽爲“國粹”。當時，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也已是大哲學家，在清華稱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總是恭敬地跟着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裏出來，一邊走一邊聽陳講話，直至教室門口，纔打個大躬，然後分開。謙恭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