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本次調查選取在靜安區婦幼保健所懷孕建卡的孕期8～40周的妊娠女性爲入組對象，由經過調查培訓的婦幼醫生以及精神科醫生，進行現場發放、指導、填寫、回收並覈查。本調查爲20XX年7月-20XX年7月於本婦幼保健所建卡、就診和隨訪的孕期女性，隨機整羣抽取3200份問卷，有效問卷3167份，問卷有效率98.97%。
1.2 調查工具
主要是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工具主要包括：（1）孕婦基本情況調查表：爲孕婦的基本人口學及孕期資料。（2）症狀自評量表（SCL-90）共90個條目，包括10個症狀因子，採用五級評分（1～5）：1=沒有，2=很輕，3=中等，4=偏重，5=嚴重。根據各因子分高低來評估心理健康水平，評分越高說明身心症狀越重，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差。統計指標爲總均分及各症狀因子分。（3）社會支援自評量表：該工具由18個條目組成。記分根據受試者回答的“沒有”記0分，“有時”記1分，“經常”記2分，累計。最後若總分>26分，可視爲異常。分值越高，越說明其社會支援越缺乏，本量表特別強調在孕期期間的社會支援作用[4]。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本調查共3167名妊娠女性，孕期平均爲12.89±10.89周；年齡20～47歲，平均爲30.45±10.96歲。
2.2 結構方程模型研究
2.2.1 模型假設
本研究設定的結構方程模型見圖1，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作爲外生潛變量，社會支援和應對方式作爲內生潛變量，顯變量軀體化、強迫等作爲心理健康的外生標誌，顯變量主觀、客觀和利用度作爲社會支援的內生潛變量的內生標誌，顯變量消極、積極作爲內生潛變量應對方式的'內生標誌。
爲進一步瞭解孕期女性社會支援應對方式、心理健康水平之間的因子關聯性，探索心理健康水平與孕期社會支援和應對方式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本研究採用Amos5.0統計分析軟件，建立結構方程模型（SEM）驗證本研究中的模型假設。
2.2.2 孕期女性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援、應對方式的模型評價
依據相關研究假設，對圖1的模型假設進行了初步的檢驗[5]。主要以卡方值（χ2）、自由度（df），擬合優度（goodness-of-fit index, GFI），比較擬合指數（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增量擬和指數（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以及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mean squared residua,l RMSEA）作爲評定模型擬合度的修正指標。一般而言，GFI、IFI、CFI在0. 90以上，RMSEA值小於0. 1表示好的擬合，低於0. 05表示非常好的擬合。採用斜方差結構模型的極大似然法對假設結構模型進行估計和檢驗，經修正調整後模型中，χ2=511.102,χ2/df=3.932,P<0. 000,各修正指標GFI、IFI、CFI等似然指數均大於0. 90,RMSEA=0. 078,爲可接受模型。修正模型的擬合指數，其標準化路徑圖及各因素間的標準化路徑係數見圖2。
由模型可見（圖2）孕期女性心理健康與軀體化、人際敏感、抑鬱、焦慮、恐怖因素皆有直接的影響，同時孕期人際敏感直接影響社會支援的利用度（效應值：0.75，P=0.000），孕期抑鬱、焦慮直接影響應對的消極方式（效應值：0.77，0.69，P=0.000）；孕期社會支援直接受主觀（心理感受）和社會支援利用度的因素影響（效應值：0.67，0.78，P=0.000）；孕期女性應對方式直接受應對的消極和積極因素的影響（效應值：-0.37，0.63，P=0.000）；孕期心理健康又直接受社會支援和應對方式的影響（效應值：0.32，0.28，P=0.000）。心理健康透過抑鬱因素對應對方式有正性間接影響：效應值：（-0.77）×（-0.39）=0.3003，P=0.000;心理健康透過焦慮因素對應對方式有正性間接影響：效應值：（-0.69）×（-0.39）=0.2691，P=0.000;心理健康透過人際敏感因素對社會支援利用度有負性間接影響：效應值：（-0.75）×0.78=-0.585，P=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