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一些農民有着土地情結，以及把土地作爲“最後的防火牆”心理，也需要進行制度探索。目前有些地方已經試行，在土地承包關係不變的前提下實現農民入城，這樣的制度改革正體現了這樣的努力。這一制度創新，不僅能讓農民保住承包地，獲得可靠的“土地紅利”，而且能讓農民吃下“定心丸”，放心大膽地“洗腳進城”。
文化融入是影響“農轉非”的一個重要問題
除此之外，還要看到影響“農轉非”的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文化融入的問題。相對於年輕人“逃離北上廣”，現實中還存在一種農村老人“逃離城市”的現象，表現爲很多農村父母隨着子女來到了城市，但時間不長，他們就感覺到了不習慣，甚至千方百計想要回到好不容易離開的農村。對於這一現象，常常只是單向度地理解爲農民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而很少有人想到，城市在規劃設計上存在着先天不足。
從整體上看，目前的城市規劃思路基本上是西化的和年輕化的，表現爲城市建設以高樓大廈爲主，簡單迎合和放大着“陌生人社會”的特徵。這種規劃設計思路，一直受到質疑和反思。比如，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一書中，簡·雅各布就深刻揭示了城市高樓化帶來的影響，表達了對城市多樣化的嚮往。
社會結構邁向“陌生人社會”，這是由於社會流動引起的。但必須看到，人是有交流需求的。特別是那些進城的農民，他們熟悉的人際關係一下子被打斷，從“雞犬之聲相聞”到“老死不相往來”，肯定會有着種種不適應。在現代城市規劃和建設中，考慮到鄉土文化的一些特點，更加註重人的交流和生活，這樣的城市對農民就有吸引力，這樣的城市其實也是城裏人、鄉下人，是所有人期望的。
宜居是現代城市的基本功能，也是人們對城市的基本需求之一。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提高城市發展的宜居性。一個“讓人詩意棲居”的城市，必然是一個多樣性的城市，必然是一個注重人的情感需求和生活樂趣的社會。中國傳統社會是一種鄉土社會，也是一種“熟悉社會”，人際關係往往表現出熟絡和熱鬧一面。從文化上講，鄉土社會並非一無是處，鄉土社會和鄉土文化的一些優秀成分，不僅不應該放棄，而且應該在現代城市發展中得到堅持和發揚。
無論是經濟新常態還是城市新常態，都對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出了新希望和新要求。因此，農民不願“市民化”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從問題導向出發，農民不願 “市民化”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有時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在城市發展中，打通農民融入城市的“最後一公里”，更多關注人的生活，關注農民的文化需求，這不僅事關城市化發展，而且事關“化解房地產庫存”，具有雙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