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出國前，接到好幾家出版社約稿，都是叫我從舊文中“隨便選選”，弄成一個本子，湊在某某“叢書”裏。小子何德，竟蒙如此恩待，於是唯唯諾諾，馬上動手。先立一個或幾個主題，分若干小輯，這幾篇給甲社，那幾篇給乙社，五本“自選集”模樣的東西頃刻告成，眼前就浮現了它們將同時推出的壯觀場面，而且讀者若干，稿費幾何——這麼一想，不免志得意滿，雖然有一件似乎不太穩妥的事在腦子裏一閃，也迅速掐滅了。
一年後拿到新書五本，略微一翻，才明白當初在腦子裏一閃而過的是什麼，絲毫高興不起來了：不少文章選重複了。其實，即使爲了湊字數，也無須那樣猴急，抽掉幾篇，厚薄也相宜了。總還是過於自愛，希望自己的大作讓更多的人看到罷，但結果不僅對不起讀者，也害了自己的大作。
有一位朋友，每天早上對着鏡子自批臉頰四次(一邊兩次)，這才“定定心心”開始一天的工作。我這篇文章，要談魯迅在1932年底編輯、次年3月由天馬書店出版的《自選集》，卻先說了一通自己的雞毛蒜皮事情，倒並非受這位朋友影響，實在只是想借這機會，談圖書出版與現代文學史的一個現象。
中國現代高產作家，恐怕只有魯迅一人自覺按照編年方式整理著作，由此避免小說、散文、雜文作品重出於不同的單行本。這是作者之福，讀者之福。其他作家如周作人——更不要說當代的我輩——就很慘了，雖是“自編文集”，也繚亂不堪。筆者因爲犯過這錯誤，所以悔愧至深。
不記得是竹內好還是木山英雄曾經說過，魯迅一生都在撰寫《魯迅全集》，意識是說，逐年編輯自己的作品的習慣，預先確定了他寫下的片言隻語在未來的“全集”中的位置，而這也足以使《全集》之外任何自己或別人的選本，都無害其著作體系的完整性。
即使這樣，魯迅生前也只編了一本《自選集》，這就更要令當時和後來無數作者尤其是像我這樣半吊子的魯迅研究者慚愧得“汗不敢出”了。
講究書的版本形式，乃一切愛書寫書者的習性，但魯迅這方面似乎特別嚴格。他曾經針對清修《四庫全書》而反覆致慨於滿族統治者對漢人書籍精心的“謀殺”。對一些謀取暴利或達到別樣目的的“聚珍本”、“校注本”，他不僅指出校對乃至斷句上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