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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大時代的悲劇，一羣隨着國民政府撤遷來臺的軍民，有地位顯要的官夫人，歷經滄桑的老將，普通的教書先生，抑或風姿綽約的舞女，他們皆有一個共通點：思念過去，活在過去，雖然身在臺北城，卻如飄泊無依的孤魂般遊盪其中，以一種孤傲、看不清現實的貴族自覺，宛如一羣不屬於臺灣社會，自成一格的「臺北人」。
在「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白先勇先生以其細膩、略帶哀愁的筆調，刻畫出歷經五零年代上海風華，到至今感嘆歲月流逝，昔日溫存的舞女領班煺休從良的最後ㄧ夜。故事的主角，金大班，已是一名縱橫舞廳數十年老練的風塵女子，在上班的最後一晚，回顧自己的一生，進而道出那段獨特的年代。時空背景回到遷臺前大陸沿海的不夜城-上海，燈紅酒綠、華燈四起、醒目的招牌上閃爍着刺眼的光輝，大街上人來人往，不時有達官貴人的黑頭車摻雜其中。此時的金大班，正是黃浦灘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政商名流口耳相傳的當紅舞女，不知有多少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爲她拋妻兒、撒金錢。再回到臺北夜巴黎舞廳，金大班已年近四十，即將脫離苦海，成爲整日只需搖扇子的老闆娘，時間的不留情固然是她苦惱的塬因，不過，真正令人嘆息的仍是那過往的光榮，那種榮耀，那種意氣風發，似乎是在臺北的二十年所難以匹敵的，也使得身爲「臺北人」之一的金大班，在喜悅之餘，仍有些許惆悵。文中，金大班曾不屑地說，夜巴黎的舞廳還沒有上海百樂門的廁所寬敞，並不只一次地強調臺北的不足和上海的繁華，顯現出她和其他的臺北人一樣，縱使在爭逐聲色犬馬的風月世界，還是有掩不住的淒涼。
臺北人一書描繪出一羣戰後新移民的衆生百態，進而揭露他們對失根的惶恐以及內心深處那份永久的悲哀。近年來，臺灣主體意識高漲、社會開始普遍強調本土化、在地化，加上兩千年的政黨輪替，臺灣開始重視自己的歷史、文化。此際，一連串的去蔣化、去中國化，卻也悄悄地分化民衆、加強族羣對立，這自民國叄十六年至今六十載的省籍問題隨之浮上臺面，使一羣在臺灣土生土長的外省人第二代，莫名其妙地背上「不愛臺灣」的罪名，成了名幅其實的「外省人塬罪」。塬本是推廣主體價值的好意，卻演變成如此，豈不悲哉？
其實，這些人的長輩，便是白先勇先生筆下的「臺北人」，雖然他們多半抱持有家歸不得的哀愁，深懷離鄉背景之怨，卻不也和臺灣一起走過中美斷交、煺出聯合國等困境，一起胼手胝足地創造出舉世聞名的臺灣奇蹟，一齊見證臺灣躋身國際的光榮時刻嗎？再談談他們對這片土地的認同，記得在一次春節的特別節目中，收看一齣名爲「漂洋過海來看你」的紀錄片，內容敘述七十六年解嚴後返陸探親的老兵們的辛酸史。其中，最令我動容的是一位榮民伯伯準備返臺時，向一樣白髮蒼蒼的昔日戀人道別的情景，他吃力地一字一句說：「我在臺灣也有家，有太太，有…。」之後的話語已被哽噎聲掩蓋，令在電視機前的我紅了眼眶。臺灣爲什麼不能是第二故鄉？「臺北人」何嘗不是臺灣人？拋開雜見，以最真誠、包容的態度擁抱每一位共同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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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一個出身進階將領家庭的現代派作家，在特殊的歷史時代，輾轉於中國內地、香港、臺灣和美國之間，以他特殊的視角和特別敏感和執着，審視着最根本依賴的人性，審視着最熱愛的傳統文化。而在審視的過程中，白先勇的心情是複雜和沉重的，因爲他看到了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衰亡。他想努力挽留，於是他透過他的創作，在作品中對逝去前的美好和逝去後的衰微作對比，給讀者留下一個強烈的反差，讓讀者自己從內心萌發一種對美的渴望和追求，從而達到“不衰亡”的目的。於是白先勇這個“敏感的傷心人”寫了一部《臺北人》的短篇小說集。
1965年4月，登上文壇已8年的臺灣現代派作家白先勇在臺北的《現代文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與以往風格截然不同的小說《永遠的尹雪豔》，一炮而紅。從此之後，又引出了其他13篇短篇小說，併合訂爲《臺北人》一書。書名之所以定爲“臺北人”，是因爲在此集中，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一羣特殊的人物：他們是1949年那一場巨大的歷史變動後，毫無心理準備倉皇渡海，困居臺灣的`軍政人員、家眷以及隨潮東渡的人們。他們是中國現代歷史的產物，他們雖然是生活的失意者，卻是文學界的“幸運兒”，因爲他們有資格在中國現代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
有人說《臺北人》很像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和曹雪芹的《紅樓夢》。正如白先勇先生自己說的那樣：“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對歷代興亡感時傷物的追悼，從屈原的《離騷》到杜甫的《秋興八首》，其所表現的人世滄桑的一種蒼涼感。正是中國文學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三國演義》中‘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歷史感。以及《紅樓夢》的‘好了歌’中‘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的無常感”所以，在白先勇的《臺北人》中，我們也能感受到作者一種痛，一種對正在逝去的美的哀嘆，一種對“已經不再，已經不能再從頭”的哀悼。
白先勇也說過：“美到極致便難免衰微”，所以他要爲“逝去的美照像”。正是出於這種情結，於是他完成了《臺北人》的創作。即表現了一種逝去的人的美。人的美，除了主人公外表美的喪失，更重要的是指人性深處那份可貴的情感的淪喪。而《臺北人》集子裏主要是透過對各類知識分子的追求理想和信念的不再，,以及純真女孩轉變爲風塵女子的墮落這兩個角度來詮釋。除此之外，文章裏又表現了一種逐漸衰亡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美。這種美是透過作者以海外華人這個特殊的身份和角度出發，抓住《臺北人》中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刻意描寫，感受作者心裏那種見不得它衰微，極力試圖挽留的心情。“愛之深則痛之切”，正因爲作者對人性中閃耀光輝部分的重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他才能用如此炙熱的情感，去表達一種近乎切膚的痛苦。
我們都知道，“臺北人”是一羣特殊的人，在軍事衝突和政治衝突中處於僵持對峙的時期，文化衝突卻由於這些特殊的文化主體的心理失衡而被激發。這是作品中的人物，包括作者本人，都有一種情緒化了的文化心理體現：狹窄的生存空間、尷尬的國際地位、咫尺天涯的故土親人，這些都成了他們的心理困境。而幫他們走出精神饑荒的，只有他們血肉相連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中國山水風土所孕育的文化情結。中國傳統文化在他們心裏，是民族的象徵和根結。於是，那批流離在外的“臺北人”有着更敏感更執着的文化意識，和比大陸的中國人更自覺更強烈更根深柢固的文化情感。所以他們更容易察覺到文化的衰弱和流逝，於是也更痛苦和焦慮。他們不能眼睜睜看着這唯一聯繫民族情結的文化傳統衰亡，於是以白先勇爲代表的海外華人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把握住漸衰亡的文化。白先勇選擇了寫小說，想在小說裏提醒人們這種傳統文化日趨衰微的現狀而引起警戒。也想透過在小說中再現那些傳統文化的氛圍，再度勾起人們對那些美的熱愛和執着。白先勇寫下的《臺北人》，也正體現了他自己說過的那句話：“《臺北人》對我比較重要的一點，我覺得再不快寫，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經慢慢消逝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馬上就要成爲過去，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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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隨意整理書櫃，無意間瞥見了媽媽推薦的《臺北人》。這本書靜靜地躺在書櫃多年，我卻始終不曾翻動過。直到看了老師的書單，發現上有這本書，纔打算一探其究竟。其實，以前有很多機緣讓我去翻動她，但我都刻意和她擦肩而過，因爲它的書名。我一直認爲《臺北人》是寫給臺北人的小說，書中描述的是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故事，與我何關？但事實證明我錯了，這部小說所描寫的是民國初年人們的故事，只不過作者把地點放在臺北。
臺北人一書的故事發生於一個複雜的歷史時空當中。當時正值國共內戰，由於大陸淪陷，許多人隨着國民政府來到臺灣這小島。他們可能來自桂林(花橋榮記中的老闆娘)，可能來自上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裡的金兆麗)可能來自南京(一把青中的師孃)也可能來自其他不同的角落；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從年邁挺拔的儒將樸公(梁父吟)到煺休佝僂的女僕順恩嫂(思舊賦)，從上流社會的錢夫人(遊園驚夢)到下層社會的總司令(孤戀花)；有社交名媛尹雪艷(永遠的尹雪艷)；有煺伍軍人賴鳴(歲除)；有幫傭工人王雄(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有知識份子餘教授(冬夜)……他們都有過一段難忘的過去，或繁華、或引以爲傲，但這一切的美好都在內戰的蹂躪下化作灰煙，取而代之的則是一段沉重的、斬不斷的往事。他們揹負着這些「重負」被迫來到臺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失落、惆悵。在現實生活上，他們受過去影響，有的甚至沉浸其中而無法自拔，他們不斷在回憶過去，期望能尋回一點美好，但今昔的強烈對比反而是一大諷刺，「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作者蓄意放在本書之前的<烏衣巷>無異是最好的註解。
雖然作者沒有在小說中揭露什麼一鳴驚人的社會現象，反而是以一種不緊不慢的描寫方式細細刻畫每一個人物、描寫種種人生百態。他娓娓道來這一切，從容不迫，但在讀完每一篇章後每每使我神傷。我爲(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裡王雄之死感到難過，他是那麼忠厚老實、勤勉努力，然而，卻因爲他長的醜而被嫌棄；我爲(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裡的金兆麗感到惋惜，做了一輩子出風頭的舞女，倒頭來到底什麼也不剩，就連最真切的「情」也犧牲了；我爲(梁父吟)中的樸公感到感慨，雖然白先勇描寫他「身材碩大，走動起來，胸前銀髥，臨風飄然……臉上的神色卻是十分的莊凝。」，使我們看到樸公凜然的威嚴，但事實上他是脫離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