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這種不至於枯燥的歷史書籍，對自己還是大有裨益的。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好的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2000字 ,歡迎閱讀本文!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2000字一】
《萬曆十五年》是一部評價很高的書。暑假中讀後頗有感觸。下面分幾個部分談一談。
一、先說說黃仁宇先生其人。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經學過工科，在報社工作過，當過兵，後來又在美國攻讀歷史。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他對歷史有了自己獨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與明史的聯繫，博士論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運。爲了寫書、做論文，他用了兩年半的時間讀完了《明實錄》133冊，再加上寫書的時間，一本不厚的書竟用了7年的時間!如此嚴謹的態度，堅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爲他的治學作風纔有可能寫出如此精彩，有影響力的鉅著。
二、談談這本書。明朝稅重民窮，水深火熱是衆所周知的。《萬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認爲稅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而黃仁宇先生並不這麼認爲。他認爲民窮的根本在於律制的腐壞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自肥腰包。明朝採取極其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並不着眼於提倡輔助先進的經濟以增加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
書中有如下論述：“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它每年要向27個不同的機構繳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一千兩。與其相似，全國佈滿了這段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爲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稅率參差不齊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爲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書中可見中國兩千年以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猶以爲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癥結。書中所記述的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官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名裂或不得善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一切都是因爲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上至天子，下及庶民，無不成爲犧牲品。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原來只有英文版，後應國內讀者要求，纔有了中譯本。其英文版原名爲“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正是由於很多歷史學者忽略了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年份裏發生的事情才未有所得，而作者卻以審慎的態度洞悉了這段時間內那些看似細枝末節卻可以以小見大的變化，才能由此獨到的見解。
三、談一談引申出來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爲例。海瑞作爲一個御史，盡他的責任，直言敢諫，甚至冒着殺頭的風險直指皇帝的過錯，實爲清正。而他的作風不但皇帝看不慣，連朝中百官都人人對他的行事習慣有怨言，其中不乏許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條和個性固然令人尊敬，卻沒有一人按照他這個榜樣來辦事。原因就在於人們已經習慣了另一套爲大衆所接受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這正道上已是人跡罕至。
舉一例說明：當時朝廷上派遣欽差到各地巡查。名爲巡查，實則撈油。每到一處必是明裏或暗裏的向地方官員要好處。而地方官員也正好趁此機會送錢打點，一則爲自己官場升遷打基礎，二則可以保住官位，在所轄之地橫徵暴斂而不被處理，兩廂情願，心照不宣，何樂而不爲?而兩袖清風的海瑞可不管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欽差幾次暗示卻反被海瑞參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己的那點事兒也被揭發。
按理說海瑞的做法並無不妥且是極爲正確，可在當時的規則之下必定是要引起驚濤駭浪的。何也?是時此種上下官員的交易方式已經不再是地下的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趨勢。系統之中的每個個體已經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點，找到了晉升的途徑和維持生計的辦法，習慣成自然，只要人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場已經形成，爲什麼要改變呢?偏偏就在此時，海瑞半途殺出，非要攪個天翻地覆。一旦當前的系統被顛覆，每個個體都必須重新定位去適應新的規則和關係，現在的既得利益到時候就不知道能否找回，誰願意去改變呢?海瑞的行爲就像一個印第安部落裏闖入的歐洲人，無異於砸天下所有當官的`飯碗。習慣了一套可以讓他們獲益的規則的人們會在有人想顛覆它的時候奮起反抗的，習慣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因此被碰得頭破血流，15年賦閒在家，晚年悽慘。制度造成了這一切。
結語、
就像《教父》中提到的，“一個社會一定存在着兩套規則”。當正道行不通的時候，人們必然去尋求另一條“非正道”。而那非正道卻往往比正道更有效，因爲非正道是人們在正道走不通的情況下經過艱辛探索得到的最有效的方式。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2000字二】
明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國歷史上原本是極其普通的年份。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此書英文名爲“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譯爲“平淡的1587年”)。以該年前後的歷史事件及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物爲中心，抽絲剝繭，梳理了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面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涉取的經驗和教訓。作者以其“大歷史”觀而聞名於世，本書中這一觀念初露頭角，“敘事不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本書自8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版以來，好評如潮，在學術界和文化界有廣泛的影響。這本《萬曆十五年》，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
萬曆時期是東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時期，西方文明首次叩開了東方的大門，是東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時期。先進知識分子組成了西學集團，傳播西方文明。
“萬曆時代”時“非君浪潮”高漲，民本主義盛行，是封建皇權統治遇到極大衝擊挑戰的時代。“萬曆時代”是資本主義萌芽方興未艾，是蘊育新型生產關係的時代。萬曆三大徵，揚大漢雄威於寰宇，威震敵膽，蒙古、倭寇望而卻步，再保大明六十年國運，實爲不易。
“萬曆時代”是市民社會發展，市民力量壯大。首次出現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統治鬥爭的時代，是社會動盪和蘊育社會變革的年代。萬曆年代大科學家紛紛出場，出現了方以智、李時珍、徐光啓、徐霞客、宋應星五位科學巨人以及朱載堉、李之藻，王徵等衆多科學家，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華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峯。
“萬曆時代”李贄等大思想家紛紛涌現，政治社團紛紛出現，學派繁榮。是傳播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的時代。
萬曆年代出現了徐謂和董其昌等頂級書畫家，是個藝術蓬勃發展的年代。
“萬曆時代”市井文學燦爛，出現了世界級的戲劇家湯顯祖，是個文化事業昌盛的時代。
“萬曆時代”是徹底擊敗日本，昂首東方，是帝國最後一次輝煌的年代。萬曆也是滿清初起，世風墮落、思想多元化。危機和挑戰並存的時代。
“萬曆時代”的生機活力比死氣沉沉的康乾盛世強百倍，明朝的文治武功到了頂點，是中國歷史的岔路口。
對於明清比較有兩部書不可不讀，其一《利瑪竇中國札記》，其二《停滯的帝國》。尤其讀了《利瑪竇中國札記》一般不抱偏見的人對明朝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會有一個顛覆性的轉變。我們能看到物價低廉、富裕，人民安居樂業的明代社會。我們也能看到一批富有犧牲精神的西方傳教士，以及一大批寬容、開明有良好學識、修養的明朝君臣士大夫形象，以及晚明社會寬鬆、自由、平等、活躍的政治氛圍。這與《停滯的帝國》描寫的滿清帝國衰敗、貧困、閉鎖、愚昧的社會現狀截然相反。
讀《利瑪竇中國札記》你還能發現在明代“士”這個階層上，人格是平等的，是不論官職大小的，官大一級壓死人不適合當時的情況。在學術上也是人人平等，所謂學霸、輿論導向倒是不可思議的。
回顧那段歷史，無論如何是看不出儒學對西方文明和西方科技有強烈的牴觸傾向，封閉、保守。反而是敞開胸懷，熱烈歡迎。用徐光啓的話說是“易佛補儒”。
與利馬竇神父搗亂的主要是一羣迷信的農民，以及一些愚昧的鄉紳。而佛教纔是利馬竇神父針對的主要敵人。士大夫地位身份越高，越能理解西方文化，越能依法保護西方傳教士，越能和利神父成爲至交，對利神父的學識讚賞不已。
這說明儒學原來是歡迎西方文明的。而“五四運動”後，學界卻幾乎一致公認“儒教”是中國現代化的障礙。所以要上溯到孔子，打倒孔家店。五四以來的這種對傳統文化的偏激態度一直影響到今天。他們的誤區就在於：對於“滿清統治”對儒學的惡劣影響研究不透、不深。從而把滿清統治下的理教，當成了儒學的正宗。
其實想了解明末的真實情況可以看一看中華書局出版的《16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大中國史》和《利馬竇中國札記》。從這些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可以看出明末的中國還是十分富裕和強大的，其中有些人比如達·克路士對於明朝和當時的中國人給予了極高的讚賞，甚至可以說是崇敬，這和數百年後英國人對於清朝乾隆“盛世”鄙視性的描述大相徑庭。儘管一些西方傳教士也尖銳的指出了明朝存在的諸多問題(比如政治腐壞、火器威力不如西方、自然科學研究比較落後等等)，,但是毫無疑問的是那時的中國與西歐差不多處於同一起跑線，本來是有機會與西方文明共同發展的。可悲的是這一切都伴隨着滿人的入侵結束了，後來英國人來到中國時只把滿清統治下的中國人當蠻族了。所以說明朝是帝國最後的輝煌。而萬曆朝又是中國最後一個盛世(迄今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