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創投家彼得·蒂爾(Peter Thiel)被人們看做是“一位逆向投資者”。最著名的投資則是——他是硅谷唯一高調支援特朗普的人。現在，特朗普入主白宮，人們才恍然大悟：蒂爾的確能把握“做個少數派”的機會。
作爲硅谷風險投資人，PayPal聯合創始人兼硅谷Facebook董事會成員，彼得·蒂爾讓中國人熟知是因爲他的一本暢銷書《Zero to One》，他認爲人類社會的進步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橫向的發展，也就是從1到N，複製某種可行的模式從而推廣並大規模使用;另一方面是縱向的發展，也就是從0到1，不斷做新的嘗試。
有中國學者提出，美國的從0到1的能力，加上中國的從1到N的能力，將給雙方帶來巨大的合作紅利，對此，彼得·蒂爾認爲，合作紅利的確有，但雙方都不會侷限於某一方面。
顯然，彼得·蒂爾對“美國研發+中國製造”的合作路徑並不認可，他認爲現在中國市場和美國市場已經出現了很多明顯不同的特點。他含蓄地指出：“由於兩國的公司都給予本國市場更多的關注，美國公司可能會努力在美國製造更多產品，中國公司可能在中國進行更多的設計。但無論如何，美國公司將繼續尋求與深圳等擁有強大基礎設施的城市建立合作關係。”
“從0到1”的創新正在中國大地發芽，中國的設計也在艱難地拱出泥土。那麼，如何促進中國獨創性的企業更多地誕生?彼得·蒂爾忠告：在美國，我們看到在資訊科技領域有如此多的創新，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對這個領域的管控比其他行業少。從這種意義上來講，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放手。這樣才能激發中國的.企業家精神。
彼得·蒂爾告訴《財經》記者：“我認爲最大的靈感來源於成功企業家的示範作用。從這個角度而言，向馬雲和馬化騰等企業家的非凡事業學習，其影響力可能會超過任何政府項目。”
《財經》：你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製造業迴流計劃，這會加強還是削弱美國的競爭力?
彼得·蒂爾：之前的歷屆政府始終關注着政府計劃和轉移支付，但對選民而言，有一個好工作比獲得政府的直接援助要重要得多。我想特朗普能夠認識到這一點是正確的。
《財經》：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會否對硅谷的文化生態和創造力造成傷害?
彼得·蒂爾：硅谷會繼續保持強大。特朗普總統並不想阻止移民，他想要做的是吸引最有才能的人，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早就採取了類似的措施。這對美國和硅谷都是有利的。
《財經》：如何看待“美國研發+中國製造”這一過去數十年來卓有成效的合作模式的前景?
彼得·蒂爾：由於兩國的公司都給予本國市場更多的關注，美國公司可能會努力在美國製造更多產品，中國公司可能在中國進行更多的設計。但無論如何，美國公司將繼續尋求與深圳等擁有強大基礎設施的城市建立合作關係。
《財經》：如何看待中美科技合作潛力，有人說美國的從0到1的能力，加上中國的從1到N的能力，將給雙方帶來巨大的合作紅利，您如何看?
彼得·蒂爾：我認爲，美國公司和中國公司的確能夠互補，但兩國的公司都極具雄心壯志。美國公司想要擁有最大的規模，中國公司渴望創新。雙方都希望實現多元經營而非侷限於一種產品和一個產業。
《財經》：你認爲中國人比較悲觀，因爲中國的儲蓄率非常高。中國的未來有樂觀的理由嗎?你覺得中國未來幾十年會發生什麼?
彼得·蒂爾：在中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並不是悲觀主義，而是我稱之爲“計劃”的態度。“計劃”性的思想意味着做長期計劃而非一步一步地隨機適應。你做明確的計劃時，會將制約和限制因素都考慮在內。我想中國人很清楚未來增長所面臨的侷限。這看似是悲觀，但實際上它能夠激發創造力。中國人知道自身的侷限性，而且清楚未來不會自動變得美好，正因爲如此，他們知道必須努力奮鬥，而這讓他們更有可能通往成功。
《財經》：《從0到1》這本書講到獨特性、不可複製性，你認爲中國政府應該創造怎樣的環境，才能促進這類獨創性的企業更多地誕生?
彼得·蒂爾：這很難說。在美國，我們看到在資訊科技領域有如此多的創新，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對這個領域的管控比其他行業少。從這種意義上來講，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放手。
《財經》：創新來源於企業家精神，來源於企業家開發新的產品，創造新的生產方式，這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中國政府怎樣做才能激發中國的企業家精神?
彼得·蒂爾：我認爲最大的靈感來源於成功企業家的示範作用。從這個角度而言，向馬雲和馬化騰等企業家的非凡事業學習，其影響力可能會超過任何政府項目。
《財經》：目前，中國正在試驗“大衆創業、萬衆創新”，這本質上是草根活動。依靠民間力量的創新是否是一條探索之路?這一草根活動還需怎樣的市場機制?
彼得·蒂爾：人們下定決心、白手起家之時，創新就會產生。一個毫無經驗的人做一項不熟悉的工作，可能會創造出連專家都從未想到的發明。從這個意義上說，很多不同的人進行小規模的創業可能是有利的。重要的是他們要做不同的事，而非以同樣的方式在同一事業上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