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上午，春意盎然，如約而至紅高粱南門錦繡河山分店，想象中的紅高粱女老總謝俊梅是位華麗雍容的婦人、精明幹練的職業女性白領形象，被她親自站在大門口的笑臉相迎而瞬間破碎。口氣和電話中一樣溫和，“我從來不是個有遠大抱負的人，從以前的打工妹到現在紅高粱的執行人，我都奉行做好今天該做的事。”謝俊梅說一切都很自然。如今，她領着老總的工資，卻喜歡與老公窮遊，成爲最爲樸實的揹包一族。
青春無計較
1992年，謝俊梅踏上前往廣州的旅程，不想一呆就是7年。“廣州就是個大的工業城市。”謝俊梅剛剛走出機場，便看到了一座忙碌城市的雜亂。當時，作爲自考的大專生，謝俊梅在廣州市仁河鎮楊協成在內地第一家合資廠裏做會計工作。
“那是一個青春無計較的年代，什麼苦都能吃。”一間破爛的宿舍，第一個晚上她將幾張凳子拼湊起來，當牀睡了。第二天，還是同事幫她整理的牀鋪。“廠裏只管中午一頓盒飯，晚上就沒有着落了。”謝俊梅將餅乾當晚飯連續吃了一週，直到從姐姐那裏搬來電爐鍋才勉強做了一些飯菜。最令她頭痛的是，廠裏只有一個旱廁，晚上起夜十分不便，就此養成了她在晚上從來不喝水的習慣。儘管如此，謝俊梅拿着每月300元的工資，特知足。“在那裏，我學到了最爲規範、正規的財務實際操作知識。同時，爲今後步入廣州生活打下了基礎。”謝俊梅至今依然感激着那段人生旅程。
做人就應該坦蕩
過渡總是短暫的，一年後，謝俊梅進入了一家投資公司做財務工作，開始了白領生活。“當時，我上班穿着職業裝裝深沉，下班就穿學生裝去廣州裝嫩。”謝俊梅說她那時過着無憂無慮的白領生活，沒有感覺到廣州的`生活節奏快之類的問題。記得有一次，坐在去往廣州的公車上發生一件事，讓她感悟到人應該活得坦蕩。“那時珠海到廣州通行，都需要身份證或者邊防證的。”那天，謝俊梅一如往常一般坐上了去往廣州的大巴。身上僅有一張身份證複印件，沒想武警上車挨個檢查。她頓時站了起來準備下車。武警說：“幹嘛呢？”她說：“我只有一張身份證複印件，是過不去的。”她正準備主動下車時，武警對她擺了擺手，示意她坐下。“那時，一般乘客肯定會賴在車上，武警看我老實便放過我了。當時，我認爲做人就應該坦蕩，即使是陌路人也會理解、認同你的。”謝俊梅秉承着這樣的信念從事着自己的事業。
此後，謝俊梅再次跳槽，來到了珠江投資公司。並在此後4年做起了快樂白領。此時，她哥哥也在廣州從川菜大排檔做成了一家佔地1500平方米的川菜海鮮酒樓，取名爲紅高粱。
沒得賺也要平價
“魚18元，蝦18元，蟹18元”是謝俊梅走訪成都數家海鮮酒樓之後提出的，便宜的售價雖然將紅高粱的生意拉紅火了，但微薄的利潤難以將龐大的酒樓維繫下去。“其實到青石橋市場去收購一些死魚死蝦，成本便宜，利潤又高，但是作爲生意人不能失去了原則。”在謝俊梅“坦蕩做人”的原則下，她開始遊走在沿海城市黃沙尋覓最爲新鮮的貨源。“當時，無論是哪個品種，成本價都在十多元以上，加上空運費用與加工費用，利潤僅有1元/公世界創業實驗室()斤左右。紅高粱就是這樣堅持下來的。”謝俊梅說，即使是一分沒得賺的情況下，她依然推出平價海鮮，逐漸好的生意使她在黃沙港的貨量逐步增大，與供貨商建立了足夠的信任後，紅高粱在堅持了3個月以後，開始進入了盈利階段。
去年11月，在謝俊梅一手策劃下，紅高粱正式與江蘇陽澄湖陽中蟹業公司合作，並投入重金與其合作建設800畝大閘蟹養殖場。“今後，紅高粱將在貨源上佔有主導地位，不再受市場風險所影響，進一步在價格上取得優勢。”謝俊梅總是以一種前瞻性眼光策劃着紅高粱的未來。
不愛珠寶愛窮遊
“那時，我僅僅在廣州幫哥哥做一些會計方面的工作。直到1999年第一次回到成都。”1999年，在謝俊梅哥哥的決策下，謝俊梅回到了成都籌備紅高粱羊西線第一家店。2000多平方米的店面，謝俊梅等3人一手操辦了下來，眼看着要開業了，海鮮供貨商又臨時撤臺。“海鮮酒店沒有海鮮是怎樣的狀況，我當時就懵了。”謝俊梅回憶說，那時她親自到青石橋海鮮市場買海鮮，成天住在酒樓裏，幫着收銀、打理，像位小妹一樣關照着店。辛苦下來，第一個月生意卻不怎麼樣。“當時，人們聽到海鮮兩個字，就覺得貴，不敢來嘗試。所以我迅速調整方案，提出了‘平價海鮮，天天空運’。”謝俊梅說，連紅高粱門前的招牌都是她親自設計的。沒有想到平價海鮮一推出，紅高粱生意迅速火爆了起來，知名度越來越高。在謝俊梅的精心策劃下，紅高粱在9年的時間迅速發展了4家分店。
如今，謝俊梅不再在店裏守班了，她說公司上了軌道，她只需要坐在辦公室裏，與每個店的職業經理人溝通。“其實賺到錢是其次的，我作爲女人而言，已經從紅高粱的發展中找到了一種自我滿足感與認同感。”謝俊梅說，她平時從來不穿金戴銀，喜歡旅遊。今年她要成爲揹包族窮遊，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從前我是個無慾無求的人，現在我的夢就從紅高粱開始。”謝俊梅說不會有停歇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