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是的延續，都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因此，當代的財政支出政策理論，首先需要對中外歷史上前人業已形成的支出理論和支出思想進行考察。這方面的博大精深，本文只能擇其要者，作一簡要的歷史考察和分析。??
一、中國歷史上財政支出思想的簡要回顧??
我國在夏、商、周奴隸制，就產生了財政支出思想。如西周時期，產生了“以九式均節財用”的支出思想，規定用九種用途來節制財政支出。九式主要是：邦中之賦，供宴請賓客之費；四郊之賦，供飼養牛馬與家畜之費；邦甸之賦，供工需製作物品之費；家削之賦，供分賜諸侯百官的物品之費；邦縣之賦，供贈勞賓客的禮物之費；關市之賦，供國王及家庭吃穿之費；山澤之賦，供喪禮與救荒之費；幣餘之賦，供國王需要的玩物珍品之費。目的是做到收支對口，專款專用，限制財政支出無限膨脹，避免王室過度浪費，保證收支平衡，財政有餘。?
春科戰國時期，主張節用成爲主要的財政支出思想。孔子提出“節用以愛人”，後人司馬遷解釋孔子的“節用”爲“政在節財”，即節省財政開支，減輕農民的賦稅徭役。墨子在財政支出上主張“去其無用之費”，反對君主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奢侈浪費。提出：“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兇飢，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由此出“節儉則昌，淫佚則亡”的經驗教訓。墨子判斷財政支出的合理與否，是以“利民”爲標準的，對人們有利的“有用之費”主張一定要支出，不利的“無用之費”堅決去掉。如必要的軍費、費、建築費等，是絕對不能省的，因爲“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兇飢；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徵無義；城廓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墨子的節用思想並不是單純的節省開支，而是爲了加強儲蓄，備戰備荒，發展和擴大生產。戰國時期的荀子進一步發展了春秋時期“節用”的思想，提出了“強本節用”的財政支出理論，這與孟子清心寡慾的節用觀相比更具有積極的意義。他認爲“強本而節用，則天下不能貧……本荒而用奢，則天不能使之富”。由於旬子的“節流”思想是建立在“強本”基礎之上的，所以他強調節流不應該減少農業開支，而在於精兵簡政，裁減冗官冗員。他說：“士大夫衆而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而國貧，下貧而上貧，下富則上富。”在財政支出上，荀子十分強調收入平衡，國有餘藏的原則。但是，荀子不反對統治階級的各項開支，主張根據“禮”的規定來滿足其要求，即“節用以禮”。這反映了荀子所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財政支出思想的特色。戰國晚期的管仲對以前的財政支出思想加以總結和發展，提出了“用之有止”的支出理論。即：“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大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所謂“用之有止”，就是用財有度，財政支用要有一定的限額。管仲認爲“度”是財政支出的關鍵所在：“審度量，節衣食，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由此出發，管仲反對奢侈浪費，主張節用應該從宮庭開支入手。他指出統治階級營造宮殿要有“度”，制軒冕以分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以守其服不求其觀，建宮殿以避寒暑不求其大。與此相反，對於有利於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必要開支，管子認爲一定要滿足，“用財不可以嗇”。在這一類開支上“用財嗇則費”，因爲“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
進入封建社會以後，財政支出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兩漢時期，財政支出思想主要表現在壓低財政支出方面。如西漢的貢禹指出節約財政開支的重點在於減少宮廷消費，他說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也，但“其餘儘可減損”，其中包括皇室的生活費用、人員數量、宮廷奴婢等等。東漢王充針對當時厚葬造成的財政浪費現象，提出了“薄葬節用”的觀點，他說：“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荀悅不僅把奢侈看作財政支出，而且提高到了國家的高度來認識。他把奢侈視爲危及政治的“四患”之一，“四患不除則政未用行矣”。西晉的傅玄提出節用反奢的思想，並把節制封建君主的慾望作爲節省國家財政開支的最根本的途徑。同時，還提出減汰冗官，使其改業入農，以減少國家的財政開支。唐代白居易特別主張節用，而且他的節用思想包括的範圍很寬。其中主要是反對統治階級的奢侈浪費，認爲在宮室、車馬、僕御、器服、飲食、賓婚、祠葬等方面都應該“節之以數，用之以倫”，否則必“傷財力”。而且“上行則下效”，使“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聚斂之臣將置力”，“此又爲害十倍於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