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下學術生態環境之面相
20世紀初期，處於社會轉型時期的德國大學裏瀰漫着抑鬱、悲觀的氣息。圍繞着學術與政治、知識與權力以及學術管理體制等問題聚訟紛紜。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馬克斯·韋伯發表了《以學術爲業》的著名演說，指出學術應當成爲一種精神上的志業，是值得永恆追求的高貴事業。但是今無“單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無所獲，我們應當採取不同的行動。我們應當去做我們的工作，正確地對待無論是爲人處世的還是天職方面的‘當下要求’”。韋伯批評的是學術創造和教育理想不再神聖，良知和責任己經逐漸被功利化的謀生所取代。這是大學精神衰落的徵兆，將危及大學的至上理想。學術環境的惡化，會導致思想能力和創造力的衰減，最終造成文化發展失去根本的動力。適成對照，當代中國的大學精神和學術的生態環境同樣面臨着嚴峻的挑戰。在學術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功利主義、缺乏學術操守、浮躁與虛誇的現象。
學術生態環境的惡化源於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在生存主義和物慾主義的主宰下，學術原本的理想不再神聖，而處於利益、權力和名譽的共同圍剿中。祛魅之後的世界被世俗功利支配着，墮入物慾主義和拜金主義的窠臼。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學術管理體制嚴重背離了學術的精神實質和發展邏輯。數字化管理方式己經成爲通行的成規，從研究基地和博士碩士點的數量、經費的引進數額到論文發表的數量和刊物級別到EI和ISSCI等等，不一而足。並且，評判大學的等級、學術聲譽以及教師的學術水準皆以此爲標準。這種管理體制便於進行直觀的評判，簡化了管理的難度和成本，簡便易行。但是，這同時也傷害了學術的神聖與尊嚴，嚴肅的學術創造活動演化成了商業性的數量競賽。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體制下，與學術卑微相對照的是權力的傲慢。學術資源基本上被行政權力控制，學術自治和學術權利始終依附於權力的支配，學術自由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異化的學術生態環境，既無法傳承大學的精神和理想，又使得學術創新能力低下、教育教學質量降低。在表面的光鮮浮華背後，難以掩蓋的卻是學術精神的衰落。必須反思的是，缺少了學術敬畏之心的所謂“創新”究竟能有多大的新意和貢獻?人類的知識由此而得到了多大增長?是否推進了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所謂的“學術創新”、“巨大貢獻”，是國際性的學術標準還是自家的自娛自樂?身處行政權力支配和物質利益誘惑雙重擠壓之下的知識分子，因其價值的承認與最優化往往不是由學術創造本身決定的，所以，也難以認真對待學術、虔信知識即力量、敬畏學術的尊嚴與高貴。當學術與權力、物質利益纏繞一處時，學術逐步功利化、趨利化和平庸化，便催生出了另一種“時代的喧囂”—有理論而無思想、刊物大於觀點、課題經費至上、自我炒作和抄襲成風等普遍的學術墮落。
二、學者的良知與責任
制度正義是首要的正義，矯治惡化的學術生態環境，必須從制度建設和學者自律兩個方面着手。制度化建構。提供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以大學章程爲基石改革大學的內部治理結構、規範各種權力的邊界和限度，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學術精神衰微和學術的功利化，重新激發和培育出學術的創造力和高貴的學術追求。首先，應當徹底改變學術資源完全由行政權力控制的局面。行政權力對學術活動的過度壓制和宰制，既違背了學術的邏輯，也背離了大學的獨立自治精神。行政話語主宰着學術話語和民主精神。學術資源的分配更多地受制於行政權力，行政權力支配學術權利，造成了學術自由的匱乏和學術自治的虛無，最終必然導致學術創新精神、積極性和思想能力的衰減。其次，改變現行的學術管理體制。應當秉承大學的精神和理念，回到學術的邏輯，以學術爲中心。數字化的管理體制雖然簡化了成本，但鼓勵的是數字競賽，催生的卻是粗製濫造和毫無操守。尊重學術生長的邏輯，改變非學術力量的過度壓制。學術研究並未遵循自身的邏輯而展開，學術的內在規定性時時處於行政權的規訓和支配下。缺乏學術獨立和自由，造成學術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匱乏與衰敗，也就無法真正地推進學術發展。再次，重構學術共同體和學術評價體系。19世紀德國教育家洪堡創立柏林大學，奠定了“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和“學習自由”的三大原則，成爲現代大學普遍尊奉的基本準則。其中，自由的學術研究活動代表着大學的精神特質，核心在於學術自由與自治。學術評價體系應當以學術本身的尺度爲衡量標準。從統計學式的管理體制和評價體系，轉換爲由學術共同體基於深厚的學術傳統，按照學術自身的內在邏輯和標準來評判“學術產品”的質量和貢獻。給予學術共同體以法治化的制度保障，減少其他因素的非理性壓制和干擾。建立合理的學術生態環境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學者應當恪守本分、責任與良知，具有批判和擔當精神。誠如帕斯卡爾所言，“思想—人的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因此，思想由於它本身的本性，就是一種可驚歎的、無與倫比的東西”。
舉凡人類取得革命性進步的時代，都能在其中發現一種道義熱忱和執著。堅守良知與追求向上向善，革故鼎新，開創新風“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既化育新人、培育高貴人格，又具有道義擔當精神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虔信天下爲公的理想，立言立說，追求崇高，弘揚真善美，批判庸俗、墮落與醜惡，拒斥隨波逐流，是學者的良知與責任意識。首先，學者要有批判與距離意識。沒有批判就沒有人類精神的進步和知識的增長。在大學精神光耀之下的知識人，應當具有自覺的批判精神，包括對現實生活的假惡醜現象勇敢地揭露、拒斥和批判以及自我批判。在這種批判中努力弘揚正義和美德，創造知識與文明，守衛着崇高價值和高貴理想，這是知識人的內在本性和社會職責。任何時代的教育事業，都時刻在考驗着知識人的人生理想、智慧和激情，拷問着知識人的職業良知、人格與虔誠。“現代世界正在某些理性無法有效控制的力量的壓力下發展。和這些力量相抗衡，眼下我們的能力還是顯得微薄而不能奏效。然而，大學的存在，表明過去有一些或許多事情值得人類去抗爭、堅持;表明我們自己可以做些事情—沒有人知道多少事情—去塑造未來的文明”。如果背離了大學理想，遠離大學本應有的清純與靜雅，過多受制於物慾和功利的煩擾，又怎能傳承大學精神、推進社會文化發展和強國夢想?知識分子往往被譽爲社會的良知，這需要一個前提，敢於堅持真理、批判流俗和低俗、拒斥墮落與平庸。其次，學者要有擔當精神。不論是追求和謀求民族夢想、國家未來或者人類的希望，所有的校訓都表徵着大學的精神理想。知識人應當具有弘揚正義、追求卓越美德、自覺批判醜陋社會現象的擔當精神。肩負傳承人類文明，應堅守知識人的理想和兼濟天下的人文情懷。秉承真理和道義精神，虔誠地執著於教書育人和知識創造。對社會問題深切地關注，具有憂患意識和勇於擔當的風骨。這是大學精神的永恆追求，更是每個知識人的道義理想。如果能超越功利化的學術觀，敬畏學術的理想和使命，必然能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