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圖書館事業已有長遠的歷史，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張亨嘉創建浙江藏書樓算起，已經八十年了。浙江藏書樓建立的同一年，紹興郡城也出現私人創辦的地方公共圖書館——古越藏書樓。會稽徐顯民“舉其累世之藏書，樓以庋之，公於一郡。凡其書若一郡人之書也。其事業集於庚子，告成於癸卯。凡庚古今及域外之書總七萬餘卷，圖器悉具。”徐氏爲了推廣圖書文化事業，“不以所藏私子孫，而推惠於鄉人。” （張誇：《古越藏書樓記》）這些都足以說 明浙江從來就是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地方公共圖書館也是開風氣之先的。
浙江藏書樓建立沒有幾年，就同浙江官書局合併，擴大爲浙江圖書館，從此以後，圖書館事業蒸蒸日上，一直延續到現在。就全國範圍來說，浙江圖書館稱得上是歷史悠久，藏書豐富的著名地方圖書館，爲傳播科學文化，爲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
八十年來，浙江圖書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這些特色是：
一、歷任館長大都是當代有名的學者。他們總是帶頭從事學術研究，從事古籍整理，使浙江圖書館事業生氣勃勃，在發揚中華民族文化方面盡了自己的力量。最早制訂的《浙江公立圖書館章程》（1917年）就明確規定，館長必須由“碩學通儒”充任。這一條確實是做到的。遠的姑且不談，就看解放前的兩任館長：陳訓慈先生手創《文瀾學報》，聞名全國；又舉辦浙江文獻展覽會，對浙江地方文獻作了一次總的清理。一九四二年我到浙江圖書館工作時，館長是孫延釗先生。他對浙江地方文獻的蒐集和整理，付出了畢生的精力。他著有《溫州經籍志校勘記》、《溫州經籍後志》，又編纂了許景衡、孫希旦、孫衣言、黃體正、黃體立、黃體芳、黃紹箕、黃紹第、孫詒讓等浙江名人年譜。因爲他在整理浙江地方文獻工作中成績卓著，後來被聘爲浙江通志館總纂。他把家藏玉海樓圖書，包括他先人和自己的未刊稿本，無私的分別獻給國家、地方和高等學校圖書館。解放初，張宗祥老先生任館長。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學者，長期從事學術工作。他早年爲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盡了很大力量。他校注過浙江最早的地誌《越絕書》，利用明刊各本，細心校勘，手寫交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五六年問世，成爲目前通行的一部最完善的本子。他又校點海寧談遷的未刊著作《國榷》，根據三種鈔本互校，於一九五八年出版。談遷這部用了三十年精力寫成的明代編年史，由於張老先生的辛勤整理，才得流傳下來。以上幾位館長所做的學術工作，都是有益於浙江文獻的極有價值的工作。
歷史證明：八十年來擔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許多學者，對闡揚浙江文獻，儲存歷史文化，是盡了自己的職責的。這是浙江圖書館的一個好傳統。
二、爲儲存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做了大量工作。浙江圖書館從建館以來，就十分重視珍貴古籍的收藏。一九一七年訂立的《浙江公立圖書館章程》中，就特別提到要着重儲存文瀾閣本，宋、元、明刻本，海內孤本及精鈔名校本；注意蒐購“私人著述本未經刊行者”；並以攝影或借抄的`辦法，蒐羅海內“珍藏孤本，或私家世守圖書。” 在圖書的庋藏方面，注意孤本、珍本、精刻本、精抄本、名校本，使中華民族文化不致於湮滅，這是浙江圖書館工作的一大特色。
既然具有這一特色，就要使這些有價值的文化典籍，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揮其最大的作用。典藏是爲了流通，爲了傳播文化。目前學術工作者最大的希望，就是各級圖書館要下決心爲研究人員提供條件。國內有的圖書館，對比較重要的古籍採取保密或封鎖的辦法，把古籍當作古董，自己不去整理，也不願讓別人動手整理，這必然會影響到學術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顯然是不利於學術繁榮的。
三、十分重視浙江地方文獻的徵集。最早的《浙江公立圖書館章程》（1917年）中就規定：要重視訪購“本省鄉土藝文及名人手稿本”。在這方面，幾十年來浙江圖書館是很有成績的。例如一九一五年收藏了清嘉善葉濬發的未刊稿本《文獻通考補增》及《文獻通考參補》；一九一六年又發起向全省徵集省內各府廳州縣誌以及全省各地的碑碣石刻拓本（詳見《浙江公立圖書館年報》第二期）。館內還出版過清瑞安孫詒讓的《溫州經籍志》（木刻本）、清仁和譚獻的《半廠叢書》（木刻本）、項元勳的《台州經籍志》（鉛印本）等等。由於重視浙江地方文獻的徵集，儲存了大量珍貴的文獻資料。例如浙江地方誌的收藏就比較齊全。我編著的《浙江地方誌考錄》（1958年科學出版社出版），就是在浙江圖書館任職期間，得到瀏覽方誌的方便，逐步積累資料，後來再補充南方和北方各館的藏書，才得完成。地方圖書館重視地方文獻的徵集和典藏，這確實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