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宋濂;戴良;友誼;婺州;元末明初
論文摘要：宋濂與戴良是同鄉同門好友，在元末明初的文壇上，他們都有很高的聲譽。然而，由於立場的不同，他們在元末的大動亂中，分別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由於種種原因，戴良與宋濂的友誼很難維持下去。探討元末明初同門朋友友誼的變化，可以更加深入地瞭解當時文人的心態和嚴酷的生存。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原籍婺州金華潛溪，至正六年（1346）遷婺州浦江（今金華浦江）。戴良（1317—1383），字叔能，婺州浦江人。戴良雖然小宋濂七歲，但由於他們同鄉，且都師事過元末的大儒柳貫、黃溍、吳萊，因此，兩人在婺中有着密切的交往，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至正九年（1349），元朝大臣餘闕來婺州任浙東道廉訪司事，宋濂與戴良一道去拜謁。餘闕十分賞識兩位後輩的德識才學，除了盛情誇獎和熱情勉勵外，“且各書齋扁爲贈”［1］1577。後餘闕得知柳貫去世，有遺稿留在家，即命宋濂和戴良“匯次之”［2］序。宋、戴兩人受命後，將老師柳貫可傳世的作品編成《柳待制文集》二十卷，請餘闕和老師的友人危素作序，餘闕命刻之學宮。柳貫尚有古今詩907首，雜文248篇，宋濂和戴良又輯爲《別集》二十卷，命柳貫子卣藏之。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五日，宋濂攜家自金華遷浦江孝門橋。這樣，宋濂和戴良同處一邑，有了更多的交往。是年八月，宋濂撰成《浦陽人物記》，他請戴良爲其作序。戴良在序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撰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孝父之則，施政爲學之力，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然而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爲縣，將自是而出色矣［3］卷6。
宋濂於至正九年曾因危素之薦被朝廷授予翰林編修之職，由於老師黃溍在朝中堅決求退，加之宋濂對元朝也失去信心，故來到浦江後不久，即入浦江仙華山爲道士。宋濂的行爲很不爲時人所理解，且遭到一些士大夫的嘲笑。戴良曾與宋濂談起此事，宋濂即請戴良爲其寫序辯護，以祛除人們的嘲諷。“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餘之志也。”戴良應命寫了一篇《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文中，戴良複述了宋濂四條不能爲官的理由後，即援引“賀知章辭之職，請爲道士於荊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爲道士”的例子爲宋濂壯行，可謂深得交友之義。
朋友之道，不僅僅侷限於談學論道、切磋學藝，也在於對對方生活上的關心。戴良一次病倒，二十多天不見好轉。宋濂特地趕往探視，安慰勸勉，授之良方，直到戴良病癒才辭別。宋濂之於戴良，亦可謂厚矣。戴良有感於宋濂的關懷，寫了一首《病中承宋編修見過》詩以致謝［3］卷6。
至正十一年（1351）由韓山童領導的紅巾軍大起義，敲響了元朝滅亡的喪鐘。之後，各地起義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相繼出現了劉福通、張士誠、陳友諒、方國珍、朱元璋、明玉珍等軍事集團和政權。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十九日，朱元璋率軍攻下婺州，二十二日，朱元璋在婺州置中書分省，並將婺州改名爲甯越府。朱元璋雖爲不通文墨的和尚出身，但作爲起義的領袖，他深知羅致人才的重要。故婺州被攻下後，他即派人蒐羅婺州文人至他的幕下，以備顧問。
至正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命婺州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宋濂被聘爲五經師，戴良被聘爲學正。有關史料記載道：“（己亥正月庚申）命甯越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無不忻悅。”［4］是年六月，朱元璋離開金華回到應天（南京）。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宋濂與處州的葉琛、章溢、劉基被朱元璋召至南京。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廷以薦授戴良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中順大夫。二十二年（1362），戴良由金華道經杭州，抵蘇州上任。當時蘇州名義上還屬於元廷，實則是張士誠大周政權的所在地。
從上面的史實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宋濂和戴良一對同門好友，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後，他們一同被聘至婺州郡學任教員，朝夕相處一年多後,卻又分道揚鑣。何以宋濂應朱元璋之召，而戴良卻轉而仕元，走上一條與宋濂對立的道路上去呢？
從宋濂這方面講，他幾次參加元朝的科舉，都以失敗而告終，這不能不使他對元朝的一系列制度有所懷疑和批判。例如，他的《龍門子凝道記》，即以寓言的方式對貪婪的統治者、不良的社會風氣、醜惡的世態都有過尖銳的鍼砭和批判。他拒絕接受元朝授予的翰林院編修的職位，一方面固然有老師黃溍的影響，但主要是對元朝已徹底失去信心。他一度出爲道士，但作爲一個有強烈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文人，宋濂的內心無時無刻不處於“仕”與“不仕”的激烈衝突中，尤其是至正十一年（1351）紅巾軍大起義爆發後，對“鳳凰不來，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1］1753的現狀更是憂心如焚。《龍門子凝道記•觀漁微》中漁夫對龍門子“肥遁”的尖銳批評，可以看成是宋濂內心的自我譴責。但是，在出仕的問題上，宋濂堅持一個要求，那就是：君王必須像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那樣禮聘他，不然寧肯老死山中，也不肯出仕。他曾這樣說道：“君子未嘗不欲救斯民也，又惡進不由禮也，禮喪則道喪矣。吾聞君子守道，終身弗屈者有之矣，未聞枉道以徇人者也。”［1］1754宋濂甚至以孤獨氏二女因無人作媒、寧死不嫁的故事，來表明自已要由禮而仕的堅決態度：“區區一女子，尚以死守禮，予曾謂學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禮乎？”
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前的幾天裏，宋濂就接到了昔日的朋友、後爲婺州知府王宗顯的禮聘，要他出任婺州郡學五經師，但一招即往的做法不是宋濂的性格。故宋濂仿效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作《答郡守聘五經師書》，以多病、親老、性懶、樸憨等理由辭謝，書中有“與執事相契亦歡甚，初無不共戴天之仇，執事何爲欲強之乎？”之句。不過，由於前面的敘述，我們知道拒絕就任五經師不是宋濂真正的本意，所以上面的俏皮話，僅僅表明自己並非是自輕自賤之徒。王宗顯看出宋濂並非深拒固辭，故幾番禮請，終於在次年正月郡學開學的時候將宋濂請出。
從拒絕出仕元朝翰林國史院編修之職，到投身於一個沒有多少的軍事首領朱元璋的幕下，這巨大的反差確實令不少人感到疑惑。故宋濂於至正二十年（1360）作《詰皓華文》，向世人公開表明他出仕的理由不是爲了個人利益，而是爲了拯救黎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宋濂借主“憂”之神皓華的口，對那種不顧國家危難，不顧百姓死活，只想自已消憂圖樂的思想給予了有力的批判：“夫子宜先天下憂而憂，乃欲自樂邪？昔尼父任道爲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雖不得位，唯世是從。敢曰自佚，以疚厥躬？子幸我聽，請竭始終：民吾同類，綏之匪易。遑遑齊魯，棲棲宋衛。樹伐蒲圍，絕糧不繼。車轍周環，曾莫少避。欲興東周，拯我民瘁。是謂世憂，夙夜罔替；天下爲公，道紀攸系。魚爛已成，河決安治。傷麟曷來，嘆鳳不至。舍瑟長吁，反袂拭涕。述爲彝經，表我王制。是謂道憂，唯恐淪墜。夫子法尼父者也，宜爲二者深憂，乃欲自樂耶？況今六合雄吞，矛縱戟橫。千里蕭條，土絕播耕。屍胔如山，悲風往還。鳥鳶見人，飛集樹端。夫子不爲之長慟，日欲開口笑樂，一何惑乎？……王公弗憂，四國不治；侯伯弗憂，庶政用隳；子男弗憂，名毀身隨；士庶弗憂，菑害是罹。是憂者，羣善之原，衆德之基，修之則安，悖之則危，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奈何棄諸？”［1］223所以，宋濂的《詰皓華文》可以看成是他義無反顧地出仕，義無反顧地去南京輔佐朱元璋的宣言。
從戴良這方面講，他在朱元璋攻佔婺州前，曾擔任過浦江月泉書院直學的小官。三個老師中，他與柳貫的感情最深，而柳貫卒於元廷官所。所以，他雖然與宋濂居同邑，學同師，但心態與宋濂有很大的不同。他在朱元璋攻下婺州時被召至幕下，擔任了郡學學正,然他有一種負罪感，有一種懺悔情緒。我們可以從他在郡學中寫的一些詩裏窺見其心態，如《投王郡守二首》中的一首寫道：“卒歲囊無褐，爲儒坐有氈。每因官俸薄，時動故人憐。慷慨空前志，蹉跎已莫年。爭如歸去好，家在白雲邊。”［3］卷3最後兩句，是他欲辭去郡學學正的託詞。實際上，他身在曹營心在漢，在好友宋濂離開郡學去南京的第二年，他便接受了元廷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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