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文學的真理難以被發現，詩學難以成爲科學，這首先是因爲我們對於文學具有衆多的“天生見解”。所謂“天生的見解”，指的是人們不假思索地搬用到文學批評（理論）中的各種常識和想當然的“觀點”。人們不自覺地把作品中的人物當成人格性個體、認爲作品是詩人運用藝術技巧表現某個主題（思想感情）的結果。
【關鍵詞】 天生見解 常識 人格性個體 主題
詩學難以成爲科學，因爲對於文學，人們有各種“天生的見解”。此所謂“天生的見解”，指的是人們不假思索地搬用到文學批評（理論）中的各種常識和想當然的 “觀點”。“人人都是天生的藝術家”，這句名言有討好大衆的意味。現在說“人人都是天生的文學批評家”，這卻是一句老實話。與其說人們自覺運用“天生的見解”，不如說“天生的見解”暗中決定着人們對於文學作品的態度，暗中支配着人們對於文學作品的思維過程。
王之煥的詩《登鸛鵲樓》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有一位唐詩專家說：“‘白日依山盡’中的‘白日’指明亮的太陽；‘依山盡’似不是指太陽落山、沉入黑暗，因爲那樣就不能窮千里目了，黑暗中即使登得再高，也不可能有千里目之奇觀。這裏的‘依山盡’……（指的）是太陽一直照到連綿山脈的盡頭。”
專家不同意把“白日依山盡”理解爲“太陽落山”，是因爲專家有這樣的常識：“黑暗中即使登得再高，也不可能有千里目之奇觀”。誰也無法否定這樣的常識。只是由此把“白日依山盡”的字面含義說成是“太陽一直照到連綿山脈的盡頭”，則固然顯得新奇，但更多地是不可信。能夠表達“太陽一直照到連綿山脈的盡頭”這一含義的古漢語，大概是“白日照山遍”或者其它什麼的，而“白日依山盡”的字面含義只能是指“太陽落山”。更重要的是，任何以常識爲依據的文學批評，會遭遇其它常識的有力反對：即使是在最明亮的正午，一個眼力最好的人登上了最高的樓層，他能看見“千里目之奇觀”嗎？任何人想要看見“千里目之奇觀 ”，他起碼也得帶上一副望遠鏡吧？其它常識還能發出這樣的質疑：詩中提到的“鸛鵲樓”據說是在山西省境內，距離黃河的入海口總會有數千裏之遙吧，一個人置身於鸛鵲樓的最高處，無論天氣如何晴明，也不可能看見“黃河入海流”之“奇觀”啊。
再說，把詩中的“山”理解爲“連綿山脈”，屬於所謂的“增字解經”。
總之，“天生的見解”會讓我們顧此失彼，犯低層次的語言學錯誤——我們在犯這種錯誤時，還自以爲有所發現、有所創新，因而自鳴得意哩。
古希臘的“芝諾悖論”中有“阿基里斯追不上烏龜悖論”：阿基里斯永遠追不上烏龜，因爲每當阿基里斯追到烏龜曾經到達的地方，烏龜總是又向前移動了。《牛津西方哲學史》對此說：“芝諾悖論至今令那些腦筋不靈的人困惑不已”。[1]（P17）但悖論之所以是悖論，在於它是合乎邏輯的，在於它是人們根據邏輯所無法反駁的。“解悖”的歷史超過了兩千年，但悖論仍然巍然屹立在老地方，沒有人能動搖它們分毫。《牛津西方哲學史》說悖論只是“令那些腦筋不靈的人困惑不已”。但“腦筋靈的人”只能是那些堅信常識的人——常識知道阿基里斯不費力就能追上烏龜，因而會“有力”反對悖論達到的結論。但這個“有力”說白了不過是“我不信”。悖論的意義因爲我們的“腦筋靈”——對於常識的無條件堅信——而被遮蔽了。
一旦不自覺地把常識轉化爲“天生的見解”，然後根據它們去面對所有的文學作品，那就意味着我們把那些不尋常的事物降低成了尋常事物，意味着我們對於不尋常事物的不尋常性視而不見。
佛羅依德因爲“天生的見解”作祟，也不自覺地把那些偉大的文學作品當成了平淡無奇的東西。佛羅依德作爲科學家，發現了人類的“深層心理”，但在面對文學作品時，這個“深層心理”概念就成了佛羅依德的“天生見解”：“深層心理”決定了作品中人物言行的性質，而作品中的人物歸根結底就是你我一樣的人。對於人物進行所謂“深層心理分析”，乃是佛羅依德貢獻給詩學（文學批評）的著名方法。哈姆雷特遇上了復仇的好時機，但最終並沒有拔劍刺向殺父的仇人——這是著名的“哈姆雷特延宕問題”。佛羅依德對此解釋道：哈姆雷特之所以中止復仇，是因爲哈姆雷特作爲男人天生有“殺父娶母情結”，如今突然意識到仇人只不過是幹了他哈姆雷特一直想幹而不敢幹的事情、突然意識到自己並不比仇人更純潔，因此自慚形穢、兩手發軟。但這樣的解釋與哈姆雷特那段著名臺詞的意味乃是風馬牛不相及：“他正在禱告，我現在可以下手了；我現在就下手；這樣他就可以去上天；這樣我也報仇了。這事還得考量：一個惡漢殺了我的父親，我是我父親的獨子，因此就把這個惡漢送上天。啊，這簡直像是受他僱來乾的事，不是報仇……我如今乘他正在洗心贖罪並且最宜於受死的時候把他殺死，這算是報仇了麼？不，收起來罷，刀，你等着更殘狠的機會罷 ”。[2]（P587-588）佛羅依德的解釋不僅與事實不合，而且也是殺風景的——所謂“等着更殘狠的機會”，與佛羅依德所言“自慚形穢”相去何止千里啊。把作品中的人物當成是你我一樣的人格性個體，乃是最頑固的“天生見解”，把它作爲原理是不可能揭示文學傑作之奧祕的。
“人物性格”在西方詩學那裏是一個重要概念，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三番五次地說悲劇中的情節比人物性格更重要，這原本是寶貴的洞察，但亞里士多德繞了一圈還是回到了“人物性格”，因爲亞氏認爲自己所看重的“情節中的必然性”來源於對於人物性格的摹仿。直到今天，“人物性格分析”仍然是文學批評的基本工作。但哈姆雷特沒有性格。只有我們凡夫俗子纔有性格。誰只要去研究“哈姆雷特的性格”，他除了把偉大作品加以凡俗化之外，不可能得到真知灼見。在我看來，“虛無傾向”和“復仇慾望”這兩種人性（精神體）共用了“哈姆雷特”之名。哈姆雷特這段臺詞是由這兩個精神體的對話構成的。“他正在禱告”——這是“虛無傾向”爲了戲弄“復仇慾望”而創造出來的場面，它對“復仇慾望”產生了這樣的誘惑：仇人現在並無防備，這是復仇的絕好時機。所以，“復仇慾望”一陣驚喜：“我現在可以下手了”；第二個念頭離行動只有咫尺之遙了：“我現在就下手”。而“虛無傾向”適時地說出了這樣的話：“這樣他（指仇人）就可以去上天”。“復仇慾望”除了復仇並不顧及其它：“這樣我也報仇了”。這時候，“虛無傾向”便主動地、“設身處地地”爲“復仇慾望”着想：“這事還得考量……”。這段著名臺詞本質上是兩個精神體的“內在對話”，是“虛無傾向”對於“復仇慾望”的捉弄，具有深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