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期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的動亂和人民的苦難，抒發建功立業的理想和積極進取的精神。同時也流露出人生短暫、壯志難酬的悲涼幽怨，意境宏大，筆調朗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個性特徵，其雄健深沉、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文學史上稱之爲“建安風骨”或“漢魏風骨”。 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和女詩人蔡琰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採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爲典範。無論是“曹氏父子”還是“建安七子”，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這種俊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 “風骨”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學品評的主要標準。
摘要：建安時代是文學自覺的開始，“慷慨任氣，磊落使才”的審美趣向更是對後代文學和思想發展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在這樣一個思想碰撞的時期，建安七子的出現更是將這一影響輻射性擴大了。鄴下門人的文學和思想成就更是具有開拓意義，其中以王粲和劉禎爲最。鍾嶸在《詩品》中評論：“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禎、王粲爲其羽翼。”鍾嶸更是將劉禎譽爲“文章之聖”。而關於二人在文學史上誰更勝一籌，《文心雕龍》中將王粲稱爲“七子之冠冕”。可見從不同文學審美標準來看，二人各有千秋。
關鍵詞：王粲;劉禎;普世性;逸氣
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中國燦爛輝煌的詩歌文化的濫觴。建安風骨對後來中國文學思想史上一大批文人的崛起都起到積極的作用：爲文學理論提供大量的論證研究，如曹丕的《典論·論文》;對詩體的發展也起到不可忽視的貢獻，曹氏三父子對五言詩的發展;建安風骨對後世尤其是唐詩的影響是巨大的，李白詩歌“繡口一吐，便是半個盛唐”的氣度也自然少不了“建安風骨”的影響。在建安文學中，王粲和劉禎作爲七子中的佼佼者，在歷史上一直被奉爲很高的評價。鍾嶸在《詩品》中，“自陳思以下，禎稱獨步。”以劉禎爲優;《文心雕龍》中又贊“仲宣爲七子之冠冕乎!”顯然又是以王粲爲優。但兩人的藝術價值及在文學史上誰更勝一籌，在當今“國學熱”的大背景下，青少年如何才能更好地學習傳統文化，弘揚傳統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這都是是本文要研究和探索的。
一、劉禎的“逸氣”
(1)文采情高
劉禎以其五言詩聞名。曹丕評之，“其五言之善者，絕妙時人。”劉禎的詩文被認爲是“情高以會才”，而在《文心雕龍·風骨》中可見“情高”、“會採”便是“逸氣”的兩個特徵。劉禎的詩文大多亡佚，現僅存的19篇就多是反映對人生中困窘的感慨以及對生命流逝，命途多舛的家國之恨。然而其筆下的詩文卻具有超越的意識，這顯然是文章極具張力並且蘊含“逸氣”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在跌入痛苦的淵藪後又能重振信心，奮發反抗。這是劉禎詩文保留的雖不多，卻影響甚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悲劇精神”是建安文學的一個共同特徵，在劉禎的詩文中隨處可見，但他絕地後的超越卻讓文章有了獨特的張力和思想力度。《雜詩》前半節：“沉迷薄領間，回回自昏亂”，結尾卻是：“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表現出試圖掙脫痛苦的決心和勇氣，前後對比，一股豪放灑脫的“逸氣”縈繞其間。
劉禎詩文的“情高”除了在其陷入困境後的吶喊上，還體現在安逸生活中仍不忘大志的憂傷氣質。《公宴》中，同爲鄴下文人的其他人大多作文表達感恩，祝賀等。如王粲作文“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而劉禎卻在“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的歡悅欣喜後仍不忘“投翰長嘆息，綺麗不可忘。”宴樂之中仍然不忘胸中大志。難怪王夫之也評價，“《公宴》諸詩，如無公幹，則當日羣飲，酒肉氣深，文章韻短矣。”
(2)意象高潔
鍾嶸在《詩品》中將劉禎列爲上品詩人，認爲他是“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高風跨俗” 而筆者認爲正是在意象取材上的“高風”才成就了其詩文的“跨俗”。劉禎善於在詩文中用意象來自況，常見的有：勁鬆，頻藻，鳳凰等。《贈從弟三首》中，“豈不常勤勞，羞與黃雀羣。”將頻藻自況，表現了對世俗的鄙視厭棄，卻不甘沉淪，奮發進取的決心。再如失題詩“青青女蘿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分惠不可貲。”女蘿依附高鬆象徵自己對曹氏父子既感激又不失自尊。
同樣寫鳥，建安時期大多數人筆下的是凡鳥。王粲在《雜詩》“百鳥繽翩，振翼羣相追。”然而劉禎卻更善於將“靈鳥”寫入詩中。如《公宴詩》中“靈鳥宿水裔，仁獸游水樑”，再如《贈從弟》中的鳳凰。長於比興這是建安文學的共同特徵，但劉禎詩文中意象取材高潔，這卻是其中較爲突出的。
二、王粲的“冠冕”
(1)文采細膩
王粲文筆細膩華美，顏延之評之“四言側密”。而鍾嶸對劉禎評價是“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相較劉禎詩文的直抒胸臆，王粲更側重於辭藻的描寫。王粲更加擅長對場面的描寫。例如《七哀詩》中對社會現實的描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於野”這句與曹操《蒿里行》中“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相比，更具有畫面感，衝擊力，哀鴻遍野的殘酷和悲痛失望更甚。
(2)思想普遍性
建安時期是社會動盪，思想高度碰撞的時期。王粲更像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建安七子中的孔融視儒家傳統爲審美標準，劉禎是主情文學的開拓者，而王粲詩文中的`悲情卻處處蘊含普適性，因而更易引起人們的共鳴和感動。《從軍行》、《登高賦》等都是從社會角度抒發文人羣體，士兵羣體，勞苦大衆的厚重的情感，正是因爲他詩文中蘊含的悲劇精神的普遍性使得他作品的思想更加豐滿而有深度。
袁濟喜認爲，王粲相較劉禎更具家學背景的優勢。由於王粲有着山陽王氏家族學統的先天優勢，又經歷了荊州學術解放思想的洗禮及蔡邕對他文學價值觀的多元化影響，故逐漸形成一種全面而開放的文學思想理念和思想深度。可見，劉勰贊其是“七子冠冕”不只是從文學審美層面對其才華進行了肯定，更是從社會全面展示的普遍性進行贊同。
三、總結
關於王粲和劉禎誰應該得“七子之冠冕”，我們很難有一個可以被說服的統一的審美標準來評定。但二人所代表的建安風骨卻是對後世的文學和思想發展都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尤其是當代國學熱的興起，讓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到文學自覺的時代，而王粲和劉禎作爲建安七子的代表人物，他們作品所體現的文學價值和思想內涵更是值得一代人思考和敬仰，這對於如何正確引導國學熱現象有重要的思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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